上週六 (六月九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香港專業聯盟合辦的「發展、保育與公民參與」公開研討會，是次活動邀請了幾位很有來頭的嘉賓作分享，以下是我記錄下來的重點 (感想將另文撰寫)。活動的流程是先由五位嘉賓 — 張炳良教授、楊中藝教授、譚小塋女士、陳祖為教授及黎廣德先生 — 發言，每人發言有一至兩條問答時間。然後由伍美琴教授作出詢問及回應，再由五位嘉賓回應，最後是出席者問答時間。
張炳良教授 - 怎樣達至可持續發展
當日首先發言的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社會及行政學系教授暨行政會議成員的張炳良教授，他先提出一個網上找到到、對於「可持續發展」頗為準確的定義：既能照顧現今需要，同時不犧牲社會的將來。他再借用英國一個負責可持續發展的部門的分析，歸納出三個要點 (key elements)：
- 政策制定 policy determinant (要平衡環境、社會及經濟利益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al factors)
- 政策定立 policy decisions (要建基於事實 evidence based)
- 政策實行 policy process (參與前管治及社群的參與 participative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根據之後的補充，「participative governance」指的是跨界別的參與，例如政府、專業團體及公民社會等，而「community engagement」指的是跨群體的參與，例如學校、NGO、區議會、家庭等。
張教授特別提醒我們，「發展」必需是整全性的，不止是經濟，還包括例如社會、人文、生活、開心指數、衛生、利益分配、歸屬感等，才是廣義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中所探討的「發展」。當然，理念上是全面兼顧，但現實上總會有一定取捨，所以需要有一個大家認同的決策方式。要建立此決策方式，社會就必需先有共享原則，再構成共享機制。他指出在共享機制中，社會必需跳出「零和遊戲」(沒有合作的可能) 的傳統爭議框框，才會有進展。
張教授以天星事件作案例，示範如何面對取捨決擇。首先，要先衡量拆卸天星碼頭後的環境、社會及經濟利益是否值得。其次，要研究是否必需拆卸碼才能進行工程，否則就不存在取捨的決擇。如果必需要作出取捨，就要考慮社會大眾的意願及立場。
最後，張教授表示現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比較被動，提議他們可以更為積極進取。
楊中藝 - 以教育提升公民質素
接著有中山大學教授暨廣東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楊中藝教授，他的著眼點在於中國面對環境問題時的公眾參與。教授補充說明這裏使用「公眾 (public)」而非「公民 (citizen)」，是因為「公民」是有歸屬性的，而「公眾」是包括非公民的社群。他指出中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實際可用的土地少、天然資源不足但人口最極多，所以需要面對的環境問題很大。他認為公眾參與是由最低層的「製造問題」者開始，覺醒而成為「監督問題」者，再漸漸「自覺保護環境」，最終「自願支付」保護環境成本。他認為在這公眾參與的階梯中，公眾質素是成功關鍵。
要改善公眾質素，他認為最主要的是透過教育。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現時教育制度關於環境教育的份量 (時數) 不足，又因為無公開考試而依賴學生及學校的自覺性，同時並非獨立課程，導致現時環境教育的嚴重不足。同時，他指出加強公眾知情權及確保資訊正確亦是教育的重要一環，以及應多研究 NGO / NPO 所能夠發揮的作用。
關於公民社會，他認為要注意參與的公眾聲音的代表性 (代表甚麼群體)、傳達性 (能否傳達至決策者) 及準確性 (傳達過程有沒有造成訊息內容誤差)，如果效果理想的話，則可以對施政構成一股良性壓力。至於如何取得沉默者的聲音，楊教授認為主要問題在於公民意識，必需透過教育來提高沉默者的公民意識，因為公民意識越就的話，就會更願意主動發聲。
問答中，有人表示未來國內可能會有更多像厦門反化工廠遊行的情況，這樣會否觸動國內政府的神經？楊教授表示香港人有時候過度將事情政治化，因為國內現時是允許市民申請合法遊行，只要經過合法申請就不會有問題。
譚小塋女士 - 市區重建經驗的迷思
市區重建局規劃及發展總監譚小塋女士先簡介了市建局的宗旨及《市區重建策略》文件，表示現時市建區的工作可分四類：重建 (建築物)、重組 (土地用途)、修復 (建築物)及保育 (建築物)，而現時定下的 225 個項目則絕大部份為重建。她特別指出市建局是針對建築的機構，人文活動 — 如現時流行討論的街道文化 — 於政築上並無席位。之後，她介紹了兩個已完成的修復項目，及一個準備展開的修復項目，表示不少保育技術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
譚女士餘下的時間則詳細介紹利東街 (囍帖街) 的重建計劃，以時序方式說明市建局做了多少次專家研究，多少次諮詢會、地區論壇、上門諮詢等讓公民參與的活動，以及列出參與的大約人數。她表示，在收集到的資訊，絕大多數的居民都表示希望離開，同時區議會亦多次催促市建局盡快展開工程。她亦提及 H15 關注組的參與，對於 H15 向城規會提交的方案，她表示市建局已經全面詳細研究，並已盡量將其方案融入到市建局的方案之中。研討會上，譚女士將 H15 關注組的方案總結為四個要點，她表示第一至三點最終無法融入市建局的方案。她表示市建局曾與 H15 關注組介紹市建局的方案，但不獲 H15 關注組接納。而在五月份舉行的城規會會議中，由於 H15 關注組及其他關注此事的市民堅持要在會議場中，導致會議流會，不過市建局的方案最終亦在其後的會議通過。她強調城規會的會議一向都是公開的，不過由於空間所限所以要市民在另一個房間以電視屏幕觀看。
她表示重建仍未是一帆風順，但提出一個問題讓研討會參與者思考：「市建局已經盡量讓市民參與，究竟問題出在那裏？」
陳祖為教授 - 公民與政府的互信關係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陳祖為教授先以近年香港的公民意識發展說起，他認為 SARS 事件令市民覺得政府在某程度上不能信任，而市民又發現自己有能用參與去改善，令香港公民意識醒覺。及後的七一遊行則是一個催化劑，而七一後則漸漸有市民要求參與社會管治。他認為這個趨勢是與近年的國際政治發展吻合，顯示香港正與國際同步探索中。
他認為公民社會所要求的不只是諮詢 (consultation)，而是要求參與 (engagement)。公民參與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府自發，第二類是民間自發。他特別指出後者在香港是非常不成功，首先政府經常只會派低階官員出席民間自發的活動，甚至不派官員出席 (主持補充是次活動亦曾嘗試邀請政府出席，但不成功)，令這類活動表達的訴求難以上達 (可呼應楊教授的「傳達性」一點)。同時，傳媒又跟隨權力，只側重於報導有政府高官或相關組織舉辦的活動。他舉例說，日前被譽為「特首智庫」的智經研究中心發表關於醫療融資研究報告，有大量記者採訪，成為電子及報章新聞重要內容，但其實再之前數日有民間團體發表了歷時三年研究的同類報告，但在廣發新聞稿後卻只有兩三個記者到場。民間自發活動在迫於無奈之下，唯用採用較強烈的手段，以搏取傳媒的注意，以及迫使政府去關注。他認為現時政府與公民社會存在著很嚴重的互信不足及互不欣賞，一方面公務員認為自己有著絕對公正的處事方式，另一方面公民社會認為政府辦事不力 (他亦補充說公民社會在不同專業程度之間亦有互信問題)。
至於由政府自發的參與管治，他指出由於政府擔心參與者的質素，同時參與者又擔心政府提供的資料及資源不足，所以成效亦不高。在陳教授發言後的簡短問答時段中，他補充說政府會擔心參與的市民或組織會否有財團背景、會否有利益關係以及會否借機會在其他事務上討價還價。他認為如果要有成功的政府自發讓公民參與的小組以及建立互信，政府有數點可以改善：
1. 委員會的重要職位並非委任
2. 秘書處加入民間或外部人士
3. 若最級不接受該小組的建議，需要公開充份理據
4. 政府要以開放的思維展開公民參與，而非已有既定政策
在問答時有觀眾提出不應以「取得互信」作為公民參與的目標，因為制度應預期互相制衡及理性質疑。陳教授則補充說「建立互信」是指要有基本的互信，例如相信雙方是理性參與，是議事論事，讓制度能夠運作。
黎廣德先生 - 專業人士的角色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主席黎廣德先生則探討專業人士在公民社會的發展可扮演的角色。他以維港填海為例，民間曾經舉辦過「想創坊」(市民與專業人士共同規劃) 及公民聽証會 (鮮有地政府派高層出席的民間活動)，表示專業人士應可扮演促進者及調解者的角色，以其專業知識支援公眾。
對於現時政府收集市民意見的方法，黎先生認為政府應向公眾發方「誠邀回應文件」，而非一般的官方文件。他指出政府若要與公眾建立互信，就需更改掉一些老習慣，包括：
- 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性 (Wake Capacity)
- 行政主導的傲慢 (Executive-led Arrogance)
- 機械化、制度化的機制 (Poor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 市民因其意見長期不獲考慮而導致的失望 (Public Disillusion)
及後，他引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司的《21世紀議程 (Agenda 21)》，指出公眾應該有參與管治的權利。他亦引用公民參與階梯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指出公眾參與必需建基於尋找共識，當中專業人士的角色可以是作獨立研究及報告、協助公眾了解及參與，以及整合公眾意見。
接著有伍美琴教授的詢問及回應，以及公眾的問答時間，下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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