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火手記

此文為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由社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香港專業聯盟合辦的「發展、保育與公民參與」公開研討會的筆錄，上半部見《「發展、保育與公民參與」公開研討會筆錄 (上)》。

伍美琴教授 - 英國現時可參考的地方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教授補充，指英國的政策施行有三點很值得參考的地方。
1. 政策審核 (audit) - 審視不同政策之間有沒有重疊及衝突
2. 影響評估 - 評估政策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
3. 確保施行過程的認為受性 - 不單止政策需要有認受性，連讓公眾參與的過程亦需要認受性，需要廣泛諮詢
她提出在探討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亦必需留意制度本身的可持續發展。

嘉賓回應伍教授提問

及後她一次過對五位嘉賓作出提問，然後嘉賓逐一回答，但可惜因為時間所限，在三位嘉賓回答後主持就進入台下發問時間。以下以嘉賓作答次序列出。

張炳良教授 - 九七前保留下來的制度未能適應九七後的轉變？

張教授指出在香港脫離殖民地時代後，市民的心態開始轉變，要求參與管治。正如在早前的發言中所說，公民參與的前提是要有共享的大原則。在參與的過程當中，分歧及爭議必然存在，固此不能假設必然會出現共識，而是必需要有一個共同認同之機制。在信任層面，政治制度的本質上就是假設不同群體之間並無全面的信任，但是同時不能夠完全不信任，否則會無法運作。

楊中藝教授 - 公眾參與有甚麼條件？

楊中藝教授提出有三大條件，包括公眾的知識、公眾的意願 (源自責任感及危機感) 及參與的機制 (包括訊息流通)。所以，他認為基礎性的問題必需以教育解決，提高公眾知識及意識，加強權利的互動。對於沉點者，他認為他們主要是由於不清楚事件 (知識不足)，以及中國人數千年來習慣服從，這亦可透過提高意識來改善。

陳祖為教授 - 如何平衡沉默的大多數與積極的少數的聲音？

陳祖為教授指如果兩者不吻合的話，要考慮公義、考慮利益受眾、了解公眾意願。最終，提升公民質素是減少沉默者的根本方法。他同時提出外國有不少地方開始使用 Deliberative Polling，是一種比較準確的民意收集手法。首先，政府透過傳統的問卷選取廣泛而合適的參與者，再另揀日期向他們提供有關事項的詳細資料，讓他們深入討論，然後再取得最終的意見。香港政府亦可以參考這種做法，以取得更準確的民意。

其他

伍教授還有向譚小塋女士及黎廣德先生提問，問主持由於時間關係宣佈進入台下發問時間。關於黎先生的問題我未能及時摘錄。至於關於譚女士的問題則是伍教授最先發問的，伍教授先回應譚女士發言時提出的問題，認為市建局所欠缺的就是伍教授提出的「施行過程的認為受性」– 由於市建局重建的過程本身沒有認受性，所以市建局認為做了很多市民參與但反應仍是一般。伍教授提出市建局現在於宗旨及資源上都沒有文化保育的部份，可能是導致與反對者難有共識的原因之一，想聽一聽譚女士的意見。另外，她覺得只要能做到鋪換鋪及讓商戶、住戶將來留在原區，大部份反對者其實就已經很滿意，亦聽一聽譚女士的意見。

台下問答時間

台下問答時間的安排為台下觀眾一次過發問，然後台上一次過回答。由於問與答並非一對一地進行，所以較難逐條問題追蹤，部份問題未有回答，同時亦有一些沒有問題的意見。以下為我整理後的發言。
(伍教授此時因為私人理由先行離開)

問：在公民社會中，商界亦應為其中一份子，是否應該亦關注其發言權呢？
答：(與第五問題一拼回答)

問：既然近年市民的心態及要求改變，追求公民參與，那麼 2006 年以前的諮詢是否應該重新進行呢？透過重新諮詢，政府可以多嘗試更有效的方式，同時可以是一個公民社會教育。
答：陳教授認為要將大量諮詢重新進行，可能性極低。

問：現時商界響過力過大，很多市民對政府已經死心，這是否公民社會與政府互不信任的最大原因？
答：(無)

問：(莊陳有先生) 在政府的發展中，可持續發展局的地位將有所下調 (莊以「被貶」形容)，是否代表政府對於諮詢民意的態度及重視程度有轉變？
答：(無)

問：對於第一問題，現時其實商界對政府的影響已經很深，我們應更加關注現時權力較弱的公眾。有兩個方面我們需要留意，分別是「Power of the powerless」及「Voice of the Voiceless」。
答：張教授認為現時政府對於公眾意見的考慮實在不足，現時所考慮的民意大多數都是簡單的電話調查，準確性成疑。在這個角度看，Townhall Polling 或 Deliberative Polling 有其優點及可參考之處。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他表示他個人的看法是應該「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e」。

問：現時市建局怎樣平衝全港市民的意願及重建區市民的意願？
答：譚女士表示想提出另一個市建局看到的情況，見下文「沒有問題之發言」部份。

純粹發表意見：一位建築師表示，以往專業人士的服務對像只是老闆，工作要附合老闆的要求。但以自身的經歷及聽聞，近年專業人士出現服務老闆還是服務市民的矛盾，漸漸重視最終使用者，多聆聽市民的意見，甚至開始向老闆提出另類建議，嘗試將市民的意願帶進商界。這個是專業人士開始反思其位置及其服務對象的時代。
同時，此建築師特別提出政府應立刻停止所有形式化的公民參與，停止所有形式化諮詢。因為這樣會令市民對公民參與失去信心，對社會的傷害很大。他認為政府如果是怕聽意見，怕作出改變，就請索性停止諮詢 (此段有不少出席者鼓掌)。

問：Deliberative Polling 中，政府向參與者提供的資訊是很關鍵的元素，如何確保這些資訊是準確而持平？
答：陳教授指出外國經驗是由幾個方面確保此類活動的中立性：
- 委托中立民調機構負責進行
- 邀請中立民調專家審視民調的方法及過程
- 邀請不同立場的群體審視民調所提供的資訊及文件

問：公民社會是否必然是壓力團體？當中有沒有包容性存在？
答：公民社會應該泛指整個社會，包括民間不同的團體、商界、宗教組織等。

問：早前在國內看無線新聞，當播放到關於厦門遊行的事件，就立刻變為廣告，無法得到有關資訊。這是否代表政府仍然某程度上將厦門事件政治化？
答：楊教授表示這個情況其實可以由另外一個角度看，一方面會切斷新聞是表示市民已經對此有一定意識，同時亦代表政府某程度上接收到抗議者的聲音。

問：楊教授的投影片提及日本的循環經濟，當中包括商界的參與。商界參與環境改善，同時間必然會對其商業利益構成影響。例如將一件產品的使用期 (life cycle) 延長，就必然會減低產品的銷量。這方面要如何解決？
答：楊教授表示就算由商業角度考慮，也需要平衡現在與將來，不可以過份消耗資源，要考慮後代的利益。

沒有問題之發言

譚女士表示以市建局收集的資訊，在重建區內絕大部份居民都想離開，同時絕大部份商戶則想留下。她指出有些人將商戶的商業活動說成為一種文化，是可笑的。而市建局的結論則是找不到不服從大多數意見 — 居民意見 — 的理由。

陳教授表達對社運的發展的分析，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由社工帶領，到九十年代由律師帶領，而千禧年代則是由市民帶領，步向公民社會。

黎先生表示透過越來越多市民主動表達聲音，近年是可以看見市民價值開始聚焦 (convergence)。但是，當市民價值漸漸集合，卻更突顯出政府與市民的分離，情況日益嚴重。其中一個解析是因為政府至領導者的權力來源並非公眾，而是來自部份有特權的群體，固此政府的立場亦會偏向這些群體。

在各嘉賓都完成問答環節的發言後，研討會在超時約三十五分鐘後完結。

花絮

在陳教授的首次發言中，他提及曾特首剛經歷了選舉，誤將「選舉」說為「普選」，引來一陣笑聲，有觀眾笑說這是否有內幕消息。陳教授則笑指現在公民社會討論相當熾熱，當日一天有三個類似論壇，他剛出席完民主黨的論壇，聽「普選」聽得多了，令他也搞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