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中國文化與歷史’ category

對中國民主問題的一些想法

一月 17th, 2017

​過去的半年裏,在新亞研究所旁聽了「近代中國民主思想」一課,每堂由來自不少院校的教援講述與中國民主思想有關的課題,由不同角度、不同觀點去了解同一個問題,獲益良多。聽課後,筆者一直嘗試梳理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與疑問,不過改完又改,總是感覺寫得不夠好。也許先貼出來,希望能有些交流,衝擊一下自己的想法。

中國的民主之路能否走下去?

民主,毫無疑問這是來自西方之體制,中國古代只有民本,而沒有民主。過去不少新儒家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民主精神有相同的根源,但是兩者在實踐上始終有重大差異——民本是一種管治理念,而民主則必須包含明文規定的法定制度。民本思想終歸建基於皇權統治,而民主思想則重如何打破皇權,讓人民有公共事務的決定權,包括選擇領導者及監察政府的權利。

近代民主制度的掘起及發展,西方各國均是由人民主動去爭取(包括直接暴力爭取或間接施予壓力),而非皇族在毫無下壓力忽然放棄權力。這股不斷邁延的大眾民主思潮,與歐洲政治制度歷史及哲學思想傳統(尤其是希臘)息息相關。起源自歐洲的這股浪潮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直捲全球,成為一種「普世價值」,連獨裁的北韓政權都要以民主自居。中國人由清末開始就談民主,辛亥革命後對民主作出不少嘗試及努力,至今已過百年,究竟中國的民主之路真的能走下去嗎?

最近中國共產黨搞鄉村選舉成為國際新聞,選舉的重重篩選與記者無法訪問所謂的獨立候人,讓人看到這仍只是一場「大龍鳳」。但是筆者認為選舉的樣板性還是其次,更重要的癥結在於人民到底有沒有動力參與,有沒有主動去爭取民主。如果人民真的要主動去爭取選舉權,那怕選舉原意只是樣板戲,人民依然可以盡量找空間去突破,盡量逼政府正視人民的訴求。但相反不論民主制度有多完善,如果人民對民主漠不關心,那麼多完善的制度都很容易會被當權者一步步催毀。中國大陸與民主的真正距離,並非政府有沒有推行制度上的改革,而是在乎普遍人民是否認同需要爭取民主。如果人民依然傾向認同極權政府的高辦事效率,接受少數人會被打壓、被禁聲(只要不是自己),不介意犧牲部份基本人權以維持現有的經濟利益及所謂的穩定,則民主之路遙遙無期。

中產階層會如何看待民主?

在近代中國的民主化歷史當中,值得對比的是台灣與大陸對於民主化的走向。在冷戰時代,台灣經歷了蔣介石白色恐怖管治,刺激了台灣本土居民爭取自身權益,形成一波又一波的「黨外運動」。再加上後來美國選擇與中共友好以抵抗蘇聯,令國民黨逐漸放棄高壓管治策略,順應民主化的呼聲,以維持台灣自身的穩定及國際地位。另一邊廂,大陸經歷共產黨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亦為極度恐怖的時期,不過就沒有激發出民主運動,箇中原因及影響值得深思。

筆者對中共歷史了解未深,僅分享一些粗略的看法。因為大陸經歷的情況與其他民主國家相反,並非是當權者、貴族或菁英階層打壓人民,相反是平民被賦予權力、被煽動去肆意攻擊及批鬥原本處於社會上層的人。雖然人們活在誠惶誠恐的恐怖氣氛中,終日擔心受舉報牽連,但是突如其來的生殺大權及推倒固有社會上層階級的亢奮則使全國陷入瘋狂及盲目。最令人擔心的是這段時間所造成的創傷,究竟能否復原。中國會否已經如《被禁錮的心靈》所描述一般,人民習慣終日戴着面具生活,不再分辨道德及價值觀的對與錯,對社會的殘酷變得冷漠無情?

展望未來,言人人殊,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過去很多人認為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人民溫飽已足,工作穩定,各種生活質素追上發達國家,就會進一步追求政治權利,開始步向民主。「中產階級增多帶動民主發展」,是歐美國家推廣民主的一種傳統思路。但是由過去十幾年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國家中,我們可以看見另一種趨勢——當中產階級擴大,他們會更主重保護自身利益,認為民主制度可能減低自己在社會上的優勢,各種監督政府的制度亦可能拖慢國家發展,繼而抗拒進一步的民主改革,相反地支持一定程度的專制管治政策。(詳細見另文《《民主在退潮》讀後感——民主為人民帶來甚麼?》)中國大陸會否亦出現類似的情況,急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反而成為妨礙民主化的關卡,讓民主未萌芽就先夭折?

中共現時的策略是給予人民很大程度的經濟自由,讓人民的一般生活得到滿足,但同時對言論及政治自由保持嚴密控制,情況甚至越來越差。習近平上台後,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或許就反映出中共高層對中產階級急速擴大的擔憂,盡早消滅人民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民間力量(有關新聞報導見《BBC – 「709大抓捕」一週年:法律界人士、家屬發聲》)。究竟中共能否在中產階層維持高度控制力,主導這些人的思想與觀點,將這個新形成的社會群體塑造為排拒民主的新力量?

民主體制在世界各國是否走向困局?

在課程中,也聽到有教授與學生對於民主最近的實施情況感到擔憂。過去從中央集權改革到代議政治,透過選舉人民認可的代議士去處理社會國家問題。有些教授認為此機制其實也是一種「精英選拔」過程,與古代不同的地方是以前的科舉與察舉中皇權的介入比較大,而現代的選舉機制則把這個權利交到人民手上。在人權意識越來越普及的時間,參與選舉的門欖也慢慢降低。比較保守的人就開始擔心,民主選舉機制是否依然有效把真正能夠推動社會前進的「精英」推舉出來?在資訊氾濫的時代,各種偏頗的信息會否影響人民能否準確判斷代議士的能力?來自台灣的同學指出,雖然民主制度下民眾可以在下一屆選舉把不認可的議員剔除,但是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候選人沒有兌現承諾,一屆又一屆的選擇把不同的人拉下來,不少民眾似乎已經對選舉感到絕望。究竟民主體制要怎樣走出困局?

筆者大膽地聯想,過去十年不少國家萌生各種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等理念,有各種不同的嘗試與實踐,也許就是出於人民對於議會續漸僵化的反響。在香港尤其明顯,由於畸形的議會架構無法反映民意,政府的諮詢也往往流於形式化,促成社會上種種關注不同範疇的民間團體,市民嘗試在既定的議會與政府架構外更直接地參與各種社區和社會事務,推動更多人關注社區,透過各種渠道讓民意能發揮影響力。如果宏觀地看,從中央集權到代議政治到公民參與,是社會管理權不斷分散的過程,從一個人分散到所有人。隨著第二、三波民主化停滯不前,和世界各地出現由離散群眾主導社會運動,看來各國的民主發展已經從上世紀由歐美政府主導,變為近年由公民有機聚合主導,而且其影響力可能繼續擴大。世界上一方面延續人民要求權力下放的趨勢,同時有上文提到中產階層不滿民主制度削弱自己優勢與重視經濟發展的反響,不同的力量都在影響民主的發展。

看到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的冒起,不禁佩服唐君毅對於民主的見解。唐先生認為發展民主不能只單看政治制度,關注民主的人也不應該只關注政治,而應該把目光放到所有文化範疇上面,推動多元社會發展。要人民發揮傳統仁義之心,尊重大家對不同文化的價值追求,社會能容納各方面之自發組織,既爭取自己範疇的權益,也關注其他文化範疇的情況,發揮檢察政府的作用,整體社會各種文化都能健康發展。這種理想,與今天人們所說的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大抵上相同。很多人分析中國文化怎樣能融入21世紀,也許唐先生就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

《何為中國》——有關「中國」概念演變的種種

一月 3rd, 2017

幾乎忘記自己買過這本書,原來是葛兆光教授《宅兹中國》的續作。不足二百頁的小書,作者精練地敘述自己近年檢視「中國」的最新見解。很佩服葛教授在處理這民族問題時的冷靜,總能保持着適度的抽離,仔細審視不同研究角度的傾向及潛在問題,同時又不會流於空言,能提出自己的見解。這種保持距離的觀察並非冷漠之言,而是體現出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情感——因為珍愛,才更要避免被主觀感情懵閉,要客觀地釐清種種前因後果,更全面地觀察過去與現在,然後再細想如何邁向將來。

歷史上「中國」民族概念的彈性與發展

此書延續葛教授認為近世中國(及東亞)與西方由帝國過渡至民族國家之潮流不同,不能用單純將西方的經驗及理論套用在中國。筆者尤好此書對於民族發展歷程的整理,相較《宅兹中國》更為全面、更有系統。筆者嘗試將葛教授的分析以民族離合作一分類(不全按時序,因為多種事件會同時發展):

1. 中華帝國強盛時期
1.1 三朝民族擴張
自夏商周三朝時起,「中華」原是一個彈性的概念,而非固定不變的地域概念。如果能與中央朝廷施行同一套禮樂制度、祭祀儀式,以規範的主次關係往來,就能進入中華文化圈。在這基礎下,華戎不斷融合,「中華」漸漸擴大。
1.2 秦漢文化聚合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爭鳴,到秦漢形成統一的華夏帝國,漢文化開始凝聚,傳統觀念上的漢族開始成形。
1.3 南北朝隋唐民族擴張
到了南北朝,漢文化再度與外族文化融合,至初唐最為開放,大量外族遷入並與漢人通婚,漢文化廣泛吸納其他文化及宗教,並往外輻射影響周邊諸國,東亞諸國以中華文明為中心。
1.4 中晚唐文化聚合
中唐發生數次與外族相關的動亂後,開始重新提倡「尊王攘夷」,漸轉封閉。
2. 周邊外族相繼掘起
2.1 宋人民族意識
宋朝北方強敵林立(遼、金、夏、元),長期與外族處於交戰狀態,漢人漸生國家觀念,勘定邊界,疆域收縮至漢族為主的地域。學術上強調自身文化,將過去吸納了外族元素的中國文化再度凝聚下來。
2.2 元蒙及滿清促使東亞各自發展
短暫而強極一時的蒙古帝國橫掃歐亞,一度中斷漢文化的再度凝聚,並促使日本開始與漢文化圈分道揚鑣。其後滿清入關,朝鮮亦開始與漢文化漸行漸遠。在這段時間,東亞諸國文化漸漸由同生異,不同民族相繼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
2.3 滿清疆域擴張帶來民族問題
清帝國盛世之疆域擴張,將滿蒙回藏苗等眾多民族納入版圖,產主眾多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問題,至今一直未能解決,對中國影響甚深遠。3. 由天下進入萬國
3.1 明朝初接觸西方
經歷蒙古帝國後,明朝再度出現以漢族為主的帝國,一方面中國文化繼續之前的凝聚趨勢,同時開始接觸西方世界。西方傳教士來華,利瑪竇帶來世界地圖,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萬國」的存在。
3.2 清末天下觀及朝貢體系之崩潰
雖然明清與西方交往漸頻,世界地理認知亦大為擴闊,但是普遍民眾以至士人對世界仍困於古代之想像。直至西方各國入侵及對日、對俄戰爭,殘存已久的天下觀及朝貢體系才正式崩潰。
4. 近代民族思潮起伏
4.1 二戰前之民族思潮高漲
由清末至民初,民族主義一度高漲,革命黨人一度高舉民族國家的旗號,但最終無人能承擔「割疆裂土」之責,仍敲定「五族共和」為建國方略。後又因西學湧至,在五四運動及疑古思潮高漲之下,漢文化根基重搖,民族研究甚為興盛。
4.2 二戰迫使救國大於民族
日本學者自清末已開展中國民族研究,日本政府此時更藉此宣揚中國分裂論,鼓動滿蒙回等民族獨立。此舉在中國反而引至反彈,中日戰爭爆發後,民族研究風氣幾乎熄滅,連疑古派亦高舉「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
4.3 戰後西方新思潮取代傳統漢文化
經歷之前全盤西化的影響,傳統文化被輕視,而新方的新思潮——共產主義——則成為新的社會文化基礎,及後的文化革命進一步令中國文化發展出現斷層。
4.4 經濟急速發展,重提傳統文化,民族問題再現
近年中國經濟富強,而「天朝大國」的傳統印象又揮之不去,急速膨漲的新中國泛起「弘揚」傳統文化的呼聲,出現「傳統熱」及「國學熱」。同時,源自清帝國、曾被二戰掩埋的眾民族對國家認同問題再次浮現。現今湧現的「國學」,究竟是只屬狹窄的漢文化,還是如唐朝一般能廣泛包容吸納其他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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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概述中西文化藝術精神之別

十一月 19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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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讀過《唐君毅全集——人文精神之重建》,當中《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較》一文對比中西藝術精神之根源及差異,對筆者有很大啓發。近來多接觸了中國藝術,如欣賞書畫、金石作品及認識相關歷史,中國藝術的價值取向與發展道路與西方截然不同。今天我們的生活已然西化,對事物的認知也往往不自覺地受西方思維影響。看過唐先生的分析,讓筆者了解自己與古人的思維有何差異,欣賞作品時更容易體會其情感。推而廣之,在反思當下東西方人們對社會及世界的想法時,這種文化精神特質也值得深思。

前言

唐先生的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文化精神重宗教及科學,而中國文化精神重道德及藝術。進一步解析之前,先要指出此乃相對之下的總體比較。如單看西方,亦會有些時期比較重視藝術;如單看中國,亦會有些學説比較重視邏輯推理。唐先生的觀點,為中西方整體文化趨向之比較,當中以古代傳統為主要考察對象。

西方文化精神之根源——宗教與科學

唐先生謂西方文化重宗教與科學,兩者有異有同。西方宗教為篤信一至高無上的神,而科學則相信大自然有一絕對之規律,兩者均相信人需要服從一種客觀存在之外在權威。但同時科學重視理性分析,宗教重視感性體驗,兩者分別產生重物質及重情感兩種相反的人生觀。宗教與科學精神既有所相似,又有所相反,西方文化在兩者互相交替衝突的激盪中成長及發展

西方之道德精神,乃承自宗教及科學,一方面源自牧師及神父,道德教訓出自新舊約,一方面源自眾希臘哲學家的理論,視真理之追求為最高之道德生活。至於西方之藝術,如音樂、戲劇、文學、繪畫等,亦以展現對上帝的崇敬及讚嘆,或個人對抗命運及社會為重要主題,兩者分別反映出宗教觀念及科學的主客觀念。(唐先生原文有更仔細展述)

唐先生認為,西方的宗教、科學、道德、藝術,均保持主觀與客觀的距離。宗教是主觀的自覺,去信仰客觀的神;科學是主觀的自覺,去了解客觀的自然或社會規律;道德是主觀的自覺,追求主我(I)支配客我(Me);藝術是主觀的自覺,去欣賞與表現客觀的境相。下面我們會看到,中國文化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中國文化精神之根源——道德與藝術

中國的道德思想,將天命、天道歸之於人心,追求道德在於盡心知性,不作外求而求之於己。孟子謂「存心養性以事天」,其本質與西方之祈禱懺悔以接神恩有所相似,但是中國講求「自誠其意自正其心」,道德需要「自求、自得、自誠、自明、自知、自覺」,以求達至天人合一。而道家之自然亦非西方科學的自然,有實有虛,重自然之柔性,而非西方重自然之規律及人與自然的對立。而中國的藝術精神,不在於表現客觀境相,而是在體驗外在世界後,如何將自己內心的體會展現,重視表達主觀感受而不是描述客觀世界,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為物我相忘,主客融為一體。所以,中國道德及藝術精神之相同處,為重視自身與外在世界之融和,不似西方保持主客觀的距離。而道德及藝術精神相異處,道德觀求人之內心去規範自我,而藝街則借助外在境相以表達自己,兩者之內外關係不同。但是中國文化此二精神之衝突不如西方大,令中國文化並非在並非在兩種精神衝突中前進,而是在兩者互相補足、互相緣引下發展

中國的宗教自漢朝起,就一直受道德精神的影響,儒家文化及老莊文化與民間信仰及外來的佛教互相融合。古代的天命、事天的思想融入儒道兩家,而之後儒道思想又影響佛教及道教,宗教的發展終離不開傳統道德精神。而科學發展亦受道德及藝術影響,各種器物制作技術因為藝術需要而生,曆法及星象學說又與諸子學說掛勾,政治經濟之學皆歸入諸子百家之下,與道德理論一同討論。反而藝術本身就不如西方般融入科學觀念,精緻的器物製作或界畫不視為佳品,而是重視作品所展示的道德觀念,或有儒家之仁心,或有道家之虛無,或有佛家之禪意。

引發深思的東西文化比較

唐先生的中國文化精神,我認為可以泛指整個古代東亞。西方文化保持自身與外在世界的主客距離,而東方文化追求自身與外在世界的融合,這觀點引起筆者很多思絮。在欣賞東西方藝術創作時,如果是古代作品,如果先理解它們不同的文化精神,會更容易體會作品所表達的情感。如果是近代作品,如果細想東西文化相遇、互相刺激對創作者的影響(例如日本畫對莫奈的影響),會更添欣賞的趣味。而對於社會及文化發展,東西方兩種不同取向的文化互相激盪而引起的陣陣波濤,更是在近兩三百年來對世界——尤其是東亞的影響極為深遠。過去我們追求達到西方的科學與文明,取得急速的發展。唐先生在不少文章中提醒我們,歷史往往如同鐘擺,如要避免走向極端,最好的鏡子往往這是過去的經驗。今日人類與自然的衝突越來越大,當我們展望將來,是否應該細想一下那個我們漸漸遺忘的東方文化精神,是否有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地方,以補足西方文化之不足之處?

重新認識明清史(3/3)——朝貢就是萬國來朝?

十月 31st, 2016

聽畢誠明講堂介紹近年歷史學者對於朝貢的多方面研究,發現這原來是一個非常廣闊的課題。現今一般人對朝貢的印象,都是貢品往來,藩屬國送來貢品,朝廷回贈厚禮,以示國威。這主要源自清末民初馬士及費正清的研究,他們以外交角度切入(對比朝貢及條約兩種體系),而且當時資料有限,所以已是很難得的研究成果。但若今日依然停留在這個觀點,就顯得沒有長進了。

朝貢體制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架構,以中國朝廷為中心點,連接古代的東亞各國。除了大家熟知的貢品交換,還有文化往來、外交網絡、民間商貿、甚至海難救援等。更重要的是,朝貢背後反映的東亞古代國家觀念,與西方和現代有很大分別。這個東西方的差異到了十九、二十世紀引起了重大的文化和政治衝突,對近代東亞各國的現代化有重要影響。談朝貢的話,就要追根溯源,由夏商周説起。

夏商周到秦 – 華夷之別

夏商周尚未有現代「中國」的概念。周朝為雖然開始用到「中國」這詞匯,但只是指周王管治那片中心地方。周之起源為夏亡時往西避走的夏遺民,所以亦會以「夏」自居。那時候「夷」尚未有明確定義,吳、楚、越這些原屬夷的地方,都因為周王與當地權貴有共同敵人,就與之結盟。周朝與這些地方權貴尋找有關係的祖先,讓大家都以「夏」自居,並行諸候册封之禮。所以,當時「夏」與「夷」其實是一個頗為彈性的概念,會因應政局需要而容許其他種族加入「夏」,而「夷」的界定也會不斷改變。

周是以禮制維繫國家與鞏固權力的朝代,這種冊封關係發展就出「六服」及「九服」制度,訂明不同距離的諸候與周王的來往細節,比如說多久來往一次,要有什麼人員、帶什麼禮品等。這些中央王室與諸候的來往模式,成為日後朝貢的雛型。經歷西周及春秋時代,「夏」民族的範圍不斷擴大,直至戰國以後秦統一中國,眾夏歸一,形成比較明確的「華夏」基礎。不過「夷」與「夏」觀念的彈性仍一直延續,朝鮮於明亡後以明遺民自居,認為自己是「以夷變夏」的民族,即源自此一彈性的「夏」概念。

漢唐 – 初見朝貢制度

根據史書記載,漢初匈奴單于歸降,朝中大臣討論應該安排何種儀式,也許可以認為是訂立正式朝貢體制的一個開端。之後漢朝不時有冊封周邊民族,訂立各國與漢朝廷的往來制度,逐漸組織起更為完善的朝貢體制。唐朝周邊民族奉自唐太宗起尊稱唐皇帝為「天可汗」,顯示他不單止管治中原,同時亦能統領周邊各民族,管理民族之間的相互往來,如果遇到外敵則結成聯軍扺抗。亦因為唐朝是多個民族的共主,所以朝貢體制亦此在周邊民族植根。(由於是次講座以明清為主,所以此處從簡,如筆者日後讀到有關資料,再與大家分享)

宋明清 – 朝貢制度發揮最大影響

宋朝政府遇上數個強大的北方外族,要與對方「稱兄道弟」。「天下之主」及「萬國來朝」的地位受到挑戰,中原皇朝不再是東亞世界唯一的強權,宋開始重視國界問題,亦加強了與日韓兩國的關係。到明再度成為東亞強權,朝貢體系明確化,明清朝貢體系有很多值得細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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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兹中國》—「中國」概念的來源與糾結

十月 29th, 2016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圖片來源:博來客

​剛看了這本《宅兹中國》,回看近代「中國」這個概念是如何形成,細看中日韓之間互相影響、如何面對西方學街的衝擊,擴闊了我對歷史研究的目光。

「中國」概念的來源

雖然最早在周朝已有使用「中國」一詞,但當時只是指周天子的中央領地,外面有諸侯,再外面有四夷。在天朝觀念下沒有明確國界,經過之後的漢唐盛世,朝貢體制建立起東亞獨特的國際秩序。到了宋朝,北方外族建立強大的遼國,既令宋朝要以兄弟相稱,亦迫使朝廷開始勘測國界,士人開始建立民族國家思想。

後來蒙古及滿清先後入主中原,引致日本及朝鮮分別與元、清二朝分道揚鑣。兩國先是認為漢人降於異族,無以承傳中華文化,日朝兩國才是中華之繼承者,看不起滿清政權。後來朝鮮擺脫思念明朝,日本也一步一步建立更完整的自我民族國家意識,不過輕視中原的觀念就一直影響到今天。至於滿清,則在接觸西方各國和經歷多次戰爭後,世界觀由「天下」過渡至「萬國」,朝貢體制漸漸瓦解,要嘗試融入西方的條約體系外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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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明清史(2/3)——自古以來就有祖宗祠堂?

十月 16th, 2016

新亞研究所誠明講堂的「破解「迷思」:被誤判的明清史」系列講座裏,另一個有趣講題是宗族及祠堂。講者一開始就問大家,究竟怎樣界定「華人」呢?無論是用膚色、種族、語言、文字還是節慶,似乎都未能準確定義「華人」這個群體。但是宗族及祠堂這兩種元素,卻是似乎是現今華人所共有的文化。在電視電影中會看見古人拜祭祖先,但其實宗族及祠堂並非「自古以來」就有,在明朝以前只有皇室可以建家廟,大官亦只准拜四代祖先,而庶民則供養僧人或道士以祭祀祖先,家中無神主牌,亦未有平民之祠堂。

宗族祭祀的轉捩點,是明中葉的大禮議事件。當明武宗駕崩後,因為未留有子嗣,又沒有親弟,所以按「兄終弟及」的祖訓傳位予堂弟世宗。群臣認為世宗應該要過繼,認武宗之父(孝宗)為父,親生父母則改稱皇叔及皇叔母,才能名正言順地登基。但世宗認為此舉等同離棄父母,斷絶其父興獻王的王統,所以堅決拒絕過繼改父。他多次想為父親興獻王追封帝號及移入太廟供奉,都被朝中大臣駁回。

正當明世宗苦無對策之時,新科進士張璁趁機上書支持世宗,提出「繼統不繼嗣」。講者指出當時中國南方一帶很多氏族已萌生自行祭祖及管理公產之意,一眾新進官僚便不斷找機會上書,指世宗做法洽當,並推崇朱熹家禮,藉此宣揚人人均應自行祭祖。經過新舊臣子三年的鬥爭,加上世宗對多翻阻撓的大臣施以廷杖(有十多人被打死),最終明世宗令老臣子屈服,有的退官歸故里,有的再不敢多言。世宗追封其父為帝,遷入太廟供奉,並訂立新的宗法制度《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

新的宗法制度旋即在南方引起立宗族建祠堂的風潮。第一,只要有祖先曾當官(不分大小)都可以建祠堂;第二,祠堂祭祖不限代,可祭始祖。所以現今翻閲族譜,都會列舉曾當官的祖先,其實除了光宗耀祖以外,亦有實際法理歷史原因。亦因為此新例立於明朝,所以現存祠堂絶大部分皆為明中葉以後所建。亦因為祭祖不限代,所以後來宗族可以擴展得很大,此組織及祠堂建築引申出很多其他功能。

西方人容易以為宗族即是氏族,但我們會知道兩者有很重要的差異。同一氏族可以分為很多宗族,只要有人集資興建新祠堂來拜祭某一位祖先(不一定是始祖),就會組成一個新的宗族。比如說我自己在廣東省的鄉下,有一個拜祭開村祖先的祠堂,也有一個拜祭某個曾經當官的祖先的祠堂。在同一氏族的不同宗族之間,可能是相處融洽,也可能會水火不容,以前甚至會出現械鬥。而祠堂及其組織亦不單純是負責祭祀,而是一個類似現代「法人」的組織,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在於管理田產及其他資產,執行收入管理及利潤分配,之後再衍生更多功能,如辦學及訟裁,是宗族能否長遠發展的重要關鍵。

現在再想,宗族能召集之人數極多,容易形成山頭主義甚至門閥集團,可能就是前朝禁止庶民自建祠堂祭祖的原因。供養僧人或道士祭祖,應為唐朝佛教傳入和五代道教興盛之後才有,而唐之前的南北朝正是門閥勢力最盛之時,或許唐朝就是吸收此教訓,所以不准庶民祭祖?那麼在秦漢,不知庶民又能否祭祖?不知道現在這方面的資料還多不多,也許可以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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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明清史(3/3)——朝貢就是萬國來朝?

延伸閱讀:維基百科 – 大禮議事件

重新認識明清史(1/3)——殘暴的明太祖朱元璋?

十月 10th, 2016



早前參加了新亞研究所主辦的誠明講堂「破解「迷思」:被誤判的明清史」系列講座,講者帶領聽眾重新了解一些現代人覺得理所當然的人與事,讓筆者感到耳目一新。筆者打算將當中幾個最有趣的題目整理,分三篇文章與大家分享一下所聽所感。打頭陣的第一炮,就請來明太祖朱元璋,原來現今對他的冷血刻板印象,有不少是歷史傳承過程的誤解。

不少帝王及從政者都曾借用明太祖以助己,例如康熙乾隆讚揚明太祖以搏取漢人信任,孫中山將明太祖描繪為民族革命家以宣揚建立民國,共產黨包裝明太祖為階級叛徒以助其階級清算等等。講者指出當中對現今影響最大的,是民初學者吳晗修編的朱元璋傳,他自言是「指桑罵槐」借朱元璋影射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管治,但是結果卻影響了往後幾十年人們對朱元璋的認識。

例如文字獄,相傳只要在朱元璋面前提起僧或丐,就會有殺身之禍。吳晗主要是參照清代學者趙翼的著作,但人皆有錯,就算司馬遷亦曾將小説誤當史實,所以就算是古藉亦應當查證。趙翼提出因言被殺的人,如果對照其他史料,其實生卒時間與趙翼所寫不符,死因亦不符。再追查趙翼此段所援引的明代資料,那原始書籍雖已失傳,但有同期著作指該作者時有失誤。反而,朱元璋曾多次派僧人出使日本及高麗,兩國之間很多佛教往來。若言他厭惡「僧」,又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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