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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民主問題的一些想法

一月 17th, 2017

​過去的半年裏,在新亞研究所旁聽了「近代中國民主思想」一課,每堂由來自不少院校的教援講述與中國民主思想有關的課題,由不同角度、不同觀點去了解同一個問題,獲益良多。聽課後,筆者一直嘗試梳理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與疑問,不過改完又改,總是感覺寫得不夠好。也許先貼出來,希望能有些交流,衝擊一下自己的想法。

中國的民主之路能否走下去?

民主,毫無疑問這是來自西方之體制,中國古代只有民本,而沒有民主。過去不少新儒家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民主精神有相同的根源,但是兩者在實踐上始終有重大差異——民本是一種管治理念,而民主則必須包含明文規定的法定制度。民本思想終歸建基於皇權統治,而民主思想則重如何打破皇權,讓人民有公共事務的決定權,包括選擇領導者及監察政府的權利。

近代民主制度的掘起及發展,西方各國均是由人民主動去爭取(包括直接暴力爭取或間接施予壓力),而非皇族在毫無下壓力忽然放棄權力。這股不斷邁延的大眾民主思潮,與歐洲政治制度歷史及哲學思想傳統(尤其是希臘)息息相關。起源自歐洲的這股浪潮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直捲全球,成為一種「普世價值」,連獨裁的北韓政權都要以民主自居。中國人由清末開始就談民主,辛亥革命後對民主作出不少嘗試及努力,至今已過百年,究竟中國的民主之路真的能走下去嗎?

最近中國共產黨搞鄉村選舉成為國際新聞,選舉的重重篩選與記者無法訪問所謂的獨立候人,讓人看到這仍只是一場「大龍鳳」。但是筆者認為選舉的樣板性還是其次,更重要的癥結在於人民到底有沒有動力參與,有沒有主動去爭取民主。如果人民真的要主動去爭取選舉權,那怕選舉原意只是樣板戲,人民依然可以盡量找空間去突破,盡量逼政府正視人民的訴求。但相反不論民主制度有多完善,如果人民對民主漠不關心,那麼多完善的制度都很容易會被當權者一步步催毀。中國大陸與民主的真正距離,並非政府有沒有推行制度上的改革,而是在乎普遍人民是否認同需要爭取民主。如果人民依然傾向認同極權政府的高辦事效率,接受少數人會被打壓、被禁聲(只要不是自己),不介意犧牲部份基本人權以維持現有的經濟利益及所謂的穩定,則民主之路遙遙無期。

中產階層會如何看待民主?

在近代中國的民主化歷史當中,值得對比的是台灣與大陸對於民主化的走向。在冷戰時代,台灣經歷了蔣介石白色恐怖管治,刺激了台灣本土居民爭取自身權益,形成一波又一波的「黨外運動」。再加上後來美國選擇與中共友好以抵抗蘇聯,令國民黨逐漸放棄高壓管治策略,順應民主化的呼聲,以維持台灣自身的穩定及國際地位。另一邊廂,大陸經歷共產黨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亦為極度恐怖的時期,不過就沒有激發出民主運動,箇中原因及影響值得深思。

筆者對中共歷史了解未深,僅分享一些粗略的看法。因為大陸經歷的情況與其他民主國家相反,並非是當權者、貴族或菁英階層打壓人民,相反是平民被賦予權力、被煽動去肆意攻擊及批鬥原本處於社會上層的人。雖然人們活在誠惶誠恐的恐怖氣氛中,終日擔心受舉報牽連,但是突如其來的生殺大權及推倒固有社會上層階級的亢奮則使全國陷入瘋狂及盲目。最令人擔心的是這段時間所造成的創傷,究竟能否復原。中國會否已經如《被禁錮的心靈》所描述一般,人民習慣終日戴着面具生活,不再分辨道德及價值觀的對與錯,對社會的殘酷變得冷漠無情?

展望未來,言人人殊,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過去很多人認為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人民溫飽已足,工作穩定,各種生活質素追上發達國家,就會進一步追求政治權利,開始步向民主。「中產階級增多帶動民主發展」,是歐美國家推廣民主的一種傳統思路。但是由過去十幾年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國家中,我們可以看見另一種趨勢——當中產階級擴大,他們會更主重保護自身利益,認為民主制度可能減低自己在社會上的優勢,各種監督政府的制度亦可能拖慢國家發展,繼而抗拒進一步的民主改革,相反地支持一定程度的專制管治政策。(詳細見另文《《民主在退潮》讀後感——民主為人民帶來甚麼?》)中國大陸會否亦出現類似的情況,急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反而成為妨礙民主化的關卡,讓民主未萌芽就先夭折?

中共現時的策略是給予人民很大程度的經濟自由,讓人民的一般生活得到滿足,但同時對言論及政治自由保持嚴密控制,情況甚至越來越差。習近平上台後,大規模拘捕維權律師,或許就反映出中共高層對中產階級急速擴大的擔憂,盡早消滅人民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民間力量(有關新聞報導見《BBC – 「709大抓捕」一週年:法律界人士、家屬發聲》)。究竟中共能否在中產階層維持高度控制力,主導這些人的思想與觀點,將這個新形成的社會群體塑造為排拒民主的新力量?

民主體制在世界各國是否走向困局?

在課程中,也聽到有教授與學生對於民主最近的實施情況感到擔憂。過去從中央集權改革到代議政治,透過選舉人民認可的代議士去處理社會國家問題。有些教授認為此機制其實也是一種「精英選拔」過程,與古代不同的地方是以前的科舉與察舉中皇權的介入比較大,而現代的選舉機制則把這個權利交到人民手上。在人權意識越來越普及的時間,參與選舉的門欖也慢慢降低。比較保守的人就開始擔心,民主選舉機制是否依然有效把真正能夠推動社會前進的「精英」推舉出來?在資訊氾濫的時代,各種偏頗的信息會否影響人民能否準確判斷代議士的能力?來自台灣的同學指出,雖然民主制度下民眾可以在下一屆選舉把不認可的議員剔除,但是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候選人沒有兌現承諾,一屆又一屆的選擇把不同的人拉下來,不少民眾似乎已經對選舉感到絕望。究竟民主體制要怎樣走出困局?

筆者大膽地聯想,過去十年不少國家萌生各種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等理念,有各種不同的嘗試與實踐,也許就是出於人民對於議會續漸僵化的反響。在香港尤其明顯,由於畸形的議會架構無法反映民意,政府的諮詢也往往流於形式化,促成社會上種種關注不同範疇的民間團體,市民嘗試在既定的議會與政府架構外更直接地參與各種社區和社會事務,推動更多人關注社區,透過各種渠道讓民意能發揮影響力。如果宏觀地看,從中央集權到代議政治到公民參與,是社會管理權不斷分散的過程,從一個人分散到所有人。隨著第二、三波民主化停滯不前,和世界各地出現由離散群眾主導社會運動,看來各國的民主發展已經從上世紀由歐美政府主導,變為近年由公民有機聚合主導,而且其影響力可能繼續擴大。世界上一方面延續人民要求權力下放的趨勢,同時有上文提到中產階層不滿民主制度削弱自己優勢與重視經濟發展的反響,不同的力量都在影響民主的發展。

看到公民社會、公民參與的冒起,不禁佩服唐君毅對於民主的見解。唐先生認為發展民主不能只單看政治制度,關注民主的人也不應該只關注政治,而應該把目光放到所有文化範疇上面,推動多元社會發展。要人民發揮傳統仁義之心,尊重大家對不同文化的價值追求,社會能容納各方面之自發組織,既爭取自己範疇的權益,也關注其他文化範疇的情況,發揮檢察政府的作用,整體社會各種文化都能健康發展。這種理想,與今天人們所說的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大抵上相同。很多人分析中國文化怎樣能融入21世紀,也許唐先生就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

重新認識明清史(2/3)——自古以來就有祖宗祠堂?

十月 16th, 2016

新亞研究所誠明講堂的「破解「迷思」:被誤判的明清史」系列講座裏,另一個有趣講題是宗族及祠堂。講者一開始就問大家,究竟怎樣界定「華人」呢?無論是用膚色、種族、語言、文字還是節慶,似乎都未能準確定義「華人」這個群體。但是宗族及祠堂這兩種元素,卻是似乎是現今華人所共有的文化。在電視電影中會看見古人拜祭祖先,但其實宗族及祠堂並非「自古以來」就有,在明朝以前只有皇室可以建家廟,大官亦只准拜四代祖先,而庶民則供養僧人或道士以祭祀祖先,家中無神主牌,亦未有平民之祠堂。

宗族祭祀的轉捩點,是明中葉的大禮議事件。當明武宗駕崩後,因為未留有子嗣,又沒有親弟,所以按「兄終弟及」的祖訓傳位予堂弟世宗。群臣認為世宗應該要過繼,認武宗之父(孝宗)為父,親生父母則改稱皇叔及皇叔母,才能名正言順地登基。但世宗認為此舉等同離棄父母,斷絶其父興獻王的王統,所以堅決拒絕過繼改父。他多次想為父親興獻王追封帝號及移入太廟供奉,都被朝中大臣駁回。

正當明世宗苦無對策之時,新科進士張璁趁機上書支持世宗,提出「繼統不繼嗣」。講者指出當時中國南方一帶很多氏族已萌生自行祭祖及管理公產之意,一眾新進官僚便不斷找機會上書,指世宗做法洽當,並推崇朱熹家禮,藉此宣揚人人均應自行祭祖。經過新舊臣子三年的鬥爭,加上世宗對多翻阻撓的大臣施以廷杖(有十多人被打死),最終明世宗令老臣子屈服,有的退官歸故里,有的再不敢多言。世宗追封其父為帝,遷入太廟供奉,並訂立新的宗法制度《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

新的宗法制度旋即在南方引起立宗族建祠堂的風潮。第一,只要有祖先曾當官(不分大小)都可以建祠堂;第二,祠堂祭祖不限代,可祭始祖。所以現今翻閲族譜,都會列舉曾當官的祖先,其實除了光宗耀祖以外,亦有實際法理歷史原因。亦因為此新例立於明朝,所以現存祠堂絶大部分皆為明中葉以後所建。亦因為祭祖不限代,所以後來宗族可以擴展得很大,此組織及祠堂建築引申出很多其他功能。

西方人容易以為宗族即是氏族,但我們會知道兩者有很重要的差異。同一氏族可以分為很多宗族,只要有人集資興建新祠堂來拜祭某一位祖先(不一定是始祖),就會組成一個新的宗族。比如說我自己在廣東省的鄉下,有一個拜祭開村祖先的祠堂,也有一個拜祭某個曾經當官的祖先的祠堂。在同一氏族的不同宗族之間,可能是相處融洽,也可能會水火不容,以前甚至會出現械鬥。而祠堂及其組織亦不單純是負責祭祀,而是一個類似現代「法人」的組織,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在於管理田產及其他資產,執行收入管理及利潤分配,之後再衍生更多功能,如辦學及訟裁,是宗族能否長遠發展的重要關鍵。

現在再想,宗族能召集之人數極多,容易形成山頭主義甚至門閥集團,可能就是前朝禁止庶民自建祠堂祭祖的原因。供養僧人或道士祭祖,應為唐朝佛教傳入和五代道教興盛之後才有,而唐之前的南北朝正是門閥勢力最盛之時,或許唐朝就是吸收此教訓,所以不准庶民祭祖?那麼在秦漢,不知庶民又能否祭祖?不知道現在這方面的資料還多不多,也許可以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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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維基百科 – 大禮議事件

重新認識明清史(1/3)——殘暴的明太祖朱元璋?

十月 10th, 2016



早前參加了新亞研究所主辦的誠明講堂「破解「迷思」:被誤判的明清史」系列講座,講者帶領聽眾重新了解一些現代人覺得理所當然的人與事,讓筆者感到耳目一新。筆者打算將當中幾個最有趣的題目整理,分三篇文章與大家分享一下所聽所感。打頭陣的第一炮,就請來明太祖朱元璋,原來現今對他的冷血刻板印象,有不少是歷史傳承過程的誤解。

不少帝王及從政者都曾借用明太祖以助己,例如康熙乾隆讚揚明太祖以搏取漢人信任,孫中山將明太祖描繪為民族革命家以宣揚建立民國,共產黨包裝明太祖為階級叛徒以助其階級清算等等。講者指出當中對現今影響最大的,是民初學者吳晗修編的朱元璋傳,他自言是「指桑罵槐」借朱元璋影射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管治,但是結果卻影響了往後幾十年人們對朱元璋的認識。

例如文字獄,相傳只要在朱元璋面前提起僧或丐,就會有殺身之禍。吳晗主要是參照清代學者趙翼的著作,但人皆有錯,就算司馬遷亦曾將小説誤當史實,所以就算是古藉亦應當查證。趙翼提出因言被殺的人,如果對照其他史料,其實生卒時間與趙翼所寫不符,死因亦不符。再追查趙翼此段所援引的明代資料,那原始書籍雖已失傳,但有同期著作指該作者時有失誤。反而,朱元璋曾多次派僧人出使日本及高麗,兩國之間很多佛教往來。若言他厭惡「僧」,又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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