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書刊感想’ category

讀《東南亞史》

九月 27th, 2017

《東南亞史》是早前於新亞研究所購得的舊書,原以為可能會比較沉悶,但卻越讀越精彩。

作者崔貴強教授透過巧妙的鋪排,令此書同時兼具國別史及地域史的特質。各個國家的歷史依其掘起先後,依歷史階段分期描述。東南亞各國民族之流動性大,此書既著重各島國之間的頻繁交往,又重視中印兩文化對東南亞文明根基之影響。一個個古國的掘起、擴張、息微與傳承,交織成東南亞精彩的歷史。

及後各國接觸中東商旅,伊斯蘭文明漸漸進入對東南亞地區。之後再有西方強國入侵,以武力深度介入、改變及操控政治勢力分佈。而基督教的積極傳播,亦迫使回教加快其傳播步伐,爭奪對於東南亞的影響力。這段時期,伊斯蘭海洋貿易及歐洲遠洋貿易,均急速提高東西亞在全球歷史上的地位,成為東西文化交鋒之地。那怕是遠在歐洲的拿破崙戰事,也影響着東南亞的政局。

因此書完成於1965年,所以敘述之歷史至二戰戰後為止。全書展現出由國別到地區再到全球交流的廣闊視野,令筆者大開眼界。當中有一些細節,亦希望再繼續找更多資料深入了解。例如馬六甲王國如何藉明朝的影響力而掘起,或與革命黨有密切關連的蘭芳共和國,或檳榔嶼、星加坡、香港三地之殖民政府及人民如何在英國遠東貿易中爭一席位。

香港以國際樞紐自局,但普遍香港人對鄰近地區卻是既不了解,亦甚無興趣(吃喝玩樂除外)。愚認為現今香港最讓人擔心的,並非制度上的敗壞,而是文化精神的迷失及胸襟視野的日益狹隘。過去在周邊國家都是較為封閉的年代,香港憑藉其相對開放的制度以及廣納四方的思想,成為各國交往的中樞。但當我們的鄰居漸漸步向開放的時候,香港人卻在走一條怎樣的路呢?

《何為中國》——有關「中國」概念演變的種種

一月 3rd, 2017

幾乎忘記自己買過這本書,原來是葛兆光教授《宅兹中國》的續作。不足二百頁的小書,作者精練地敘述自己近年檢視「中國」的最新見解。很佩服葛教授在處理這民族問題時的冷靜,總能保持着適度的抽離,仔細審視不同研究角度的傾向及潛在問題,同時又不會流於空言,能提出自己的見解。這種保持距離的觀察並非冷漠之言,而是體現出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情感——因為珍愛,才更要避免被主觀感情懵閉,要客觀地釐清種種前因後果,更全面地觀察過去與現在,然後再細想如何邁向將來。

歷史上「中國」民族概念的彈性與發展

此書延續葛教授認為近世中國(及東亞)與西方由帝國過渡至民族國家之潮流不同,不能用單純將西方的經驗及理論套用在中國。筆者尤好此書對於民族發展歷程的整理,相較《宅兹中國》更為全面、更有系統。筆者嘗試將葛教授的分析以民族離合作一分類(不全按時序,因為多種事件會同時發展):

1. 中華帝國強盛時期
1.1 三朝民族擴張
自夏商周三朝時起,「中華」原是一個彈性的概念,而非固定不變的地域概念。如果能與中央朝廷施行同一套禮樂制度、祭祀儀式,以規範的主次關係往來,就能進入中華文化圈。在這基礎下,華戎不斷融合,「中華」漸漸擴大。
1.2 秦漢文化聚合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爭鳴,到秦漢形成統一的華夏帝國,漢文化開始凝聚,傳統觀念上的漢族開始成形。
1.3 南北朝隋唐民族擴張
到了南北朝,漢文化再度與外族文化融合,至初唐最為開放,大量外族遷入並與漢人通婚,漢文化廣泛吸納其他文化及宗教,並往外輻射影響周邊諸國,東亞諸國以中華文明為中心。
1.4 中晚唐文化聚合
中唐發生數次與外族相關的動亂後,開始重新提倡「尊王攘夷」,漸轉封閉。
2. 周邊外族相繼掘起
2.1 宋人民族意識
宋朝北方強敵林立(遼、金、夏、元),長期與外族處於交戰狀態,漢人漸生國家觀念,勘定邊界,疆域收縮至漢族為主的地域。學術上強調自身文化,將過去吸納了外族元素的中國文化再度凝聚下來。
2.2 元蒙及滿清促使東亞各自發展
短暫而強極一時的蒙古帝國橫掃歐亞,一度中斷漢文化的再度凝聚,並促使日本開始與漢文化圈分道揚鑣。其後滿清入關,朝鮮亦開始與漢文化漸行漸遠。在這段時間,東亞諸國文化漸漸由同生異,不同民族相繼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
2.3 滿清疆域擴張帶來民族問題
清帝國盛世之疆域擴張,將滿蒙回藏苗等眾多民族納入版圖,產主眾多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問題,至今一直未能解決,對中國影響甚深遠。3. 由天下進入萬國
3.1 明朝初接觸西方
經歷蒙古帝國後,明朝再度出現以漢族為主的帝國,一方面中國文化繼續之前的凝聚趨勢,同時開始接觸西方世界。西方傳教士來華,利瑪竇帶來世界地圖,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萬國」的存在。
3.2 清末天下觀及朝貢體系之崩潰
雖然明清與西方交往漸頻,世界地理認知亦大為擴闊,但是普遍民眾以至士人對世界仍困於古代之想像。直至西方各國入侵及對日、對俄戰爭,殘存已久的天下觀及朝貢體系才正式崩潰。
4. 近代民族思潮起伏
4.1 二戰前之民族思潮高漲
由清末至民初,民族主義一度高漲,革命黨人一度高舉民族國家的旗號,但最終無人能承擔「割疆裂土」之責,仍敲定「五族共和」為建國方略。後又因西學湧至,在五四運動及疑古思潮高漲之下,漢文化根基重搖,民族研究甚為興盛。
4.2 二戰迫使救國大於民族
日本學者自清末已開展中國民族研究,日本政府此時更藉此宣揚中國分裂論,鼓動滿蒙回等民族獨立。此舉在中國反而引至反彈,中日戰爭爆發後,民族研究風氣幾乎熄滅,連疑古派亦高舉「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
4.3 戰後西方新思潮取代傳統漢文化
經歷之前全盤西化的影響,傳統文化被輕視,而新方的新思潮——共產主義——則成為新的社會文化基礎,及後的文化革命進一步令中國文化發展出現斷層。
4.4 經濟急速發展,重提傳統文化,民族問題再現
近年中國經濟富強,而「天朝大國」的傳統印象又揮之不去,急速膨漲的新中國泛起「弘揚」傳統文化的呼聲,出現「傳統熱」及「國學熱」。同時,源自清帝國、曾被二戰掩埋的眾民族對國家認同問題再次浮現。現今湧現的「國學」,究竟是只屬狹窄的漢文化,還是如唐朝一般能廣泛包容吸納其他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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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兹中國》—「中國」概念的來源與糾結

十月 29th, 2016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圖片來源:博來客

​剛看了這本《宅兹中國》,回看近代「中國」這個概念是如何形成,細看中日韓之間互相影響、如何面對西方學街的衝擊,擴闊了我對歷史研究的目光。

「中國」概念的來源

雖然最早在周朝已有使用「中國」一詞,但當時只是指周天子的中央領地,外面有諸侯,再外面有四夷。在天朝觀念下沒有明確國界,經過之後的漢唐盛世,朝貢體制建立起東亞獨特的國際秩序。到了宋朝,北方外族建立強大的遼國,既令宋朝要以兄弟相稱,亦迫使朝廷開始勘測國界,士人開始建立民族國家思想。

後來蒙古及滿清先後入主中原,引致日本及朝鮮分別與元、清二朝分道揚鑣。兩國先是認為漢人降於異族,無以承傳中華文化,日朝兩國才是中華之繼承者,看不起滿清政權。後來朝鮮擺脫思念明朝,日本也一步一步建立更完整的自我民族國家意識,不過輕視中原的觀念就一直影響到今天。至於滿清,則在接觸西方各國和經歷多次戰爭後,世界觀由「天下」過渡至「萬國」,朝貢體制漸漸瓦解,要嘗試融入西方的條約體系外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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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認識經濟發展的多元性

九月 2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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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想粗略看一下的《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怎料越看越有趣。早前看唐君毅説清末民初很多中國學者只由自己專業的角度分析社會問題,欠缺跨學科的目光,想不到此書作者 Dani Rodrik 對當今學術界亦有同感。

美國經濟發展招式的問題

八九十年代華盛頓共識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套經濟發展武功,但在不少發展中國家成效不如預期,甚至問題叢生。有人説是招式不夠,要更進一步散彈槍式全盤改革,亦有各種範疇的學者指出是自己那個範疇就是發展失敗的瓶頸,需要優先處理。相反,台灣韓國中國越南印度等使用很多與華盛頓共識背道而馳的招式,但經濟上卻有顯著成效。

此書書名就開宗名義提出「many recipes」,説要達至經濟發展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基本經濟發展原則(functions)如穩健貨幣、市場競爭、合約有效執行、保障財產、公平分配等等,固然是保障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華盛頓共識的招數並不是唯一的手法(forms)。作者指出過去的問題正正是政策倡議者只安坐象牙塔之內,沒有仔細審視各國的特殊現實環境,以為一套武功可以行走天下。世界銀行將歐美的經驗盲目套用在情況各異的不同國家,結果造成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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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談民主人文精神及對香港的啟示

九月 2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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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Ike And Mamie Voting In Gettysburg,Pa., LIFE image archive)

最近政府以很多手段影響香港的自由,比如用行政命令禁止學生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或者禁止符合選舉資格的人參與選舉。前幾天又發生自由黨周永勤退選,並在訪問中感嘆這屆立法會選舉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次有選擇的選舉,讓人十分擔心香港民主的前途。​近日讀到唐君毅談民主精神及人文精神,唐先生之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細想香港的前途。

西方民主人文精神

唐先生認為過去(文章寫於1952及1953年)中國學人嚮往民主,但往往只見其形制及表象,未深入追尋民主精神的本源及歷史背景。民初多次民主變革皆以失敗告終,乃因為社會未具備民主精神的實效條件。他認為西方民主精神的文化本源來自兩股非政治及超政治的思想:

一:文化多端發展而富衝突
西方文化自希臘而始,受愛琴文化、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等影響,重視多端發展而充滿衝突。經濟、科學、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各方面多元蓬勃發展,各自追求自身之文化及價值,繼而組成各種大小團體。雖然各種團體之本意並非求政治權力,但在不同文化組織追求各種目標的同時,他們之間的衝突也會逼使他們爭取合理權利和所需要的自由,成為民主精神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超越政治的人生文化價值
由希臘哲學重精神自由,到基督教追求人生宗教價值,在西方發展出一套超越政治的個體思想,去追求現實政治以外的人生文化價值。同時,基督教言人人的靈魂皆為上帝所造,平等而造。這些超政治意識,逐漸孕育出西方之自由平等思想,反過來成為影響政治制度發展的另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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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談愛國

九月 1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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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Nixon In China, LIFE image archive)

過去每逢奧運,很多香港人都會湧現愛國心及自豪感,但是今年很多人都心淡了。有不少人爭論究竟是市民的問題,還是政府的問題。剛好讀到唐君毅談何謂愛國,可以給大家參考。

唐老認為,如以人文思想角度,愛國不是要忠於政府,更不是忠於個人,而是本源於仁義之心。因人人具仁義之心,固希望社會能使各個人及各團體之活動並存不悖,以使各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人生文化價值。人民是否忠於國家,取決於國家能否讓社會達至互相協調,滿足各人的仁愛及正義之心。以現今社會而言,即社會之經濟、學術、藝術、宗教等不同文化階可並行發展,使人可實現其理想。(出自唐君毅全集卷五,《人文與民主之基本認識》。亦有篇章論述仁義思想及民主自由思想根源之異同及協調,值得細讀。)

放諸當今香港乃至中國,正正就是因為社會的不義,因為不容納不同的聲音,而讓人對國家冷淡。或許金錢利益及盲目崇拜可以將人們短暫團結在一起,但若缺乏更深一層的認同,最終亦會土崩瓦解。

《民主在退潮》讀後感——民主為人民帶來甚麼?

七月 7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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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工作關係,接觸了不少內地的同事。很多人是真心地相信專制是符合內地需要,而自由與人權是次要的、可以被犧牲的價值觀。高速經濟增長,貧窮人口顯著下降,城市生活質素大幅改善,國家軍事力量及國際影響力提升等等,都讓他們感到驕傲及滿足。

早前看《民主在退潮》,裹面提及《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一書分析了一批獨裁及民主國家的個案,發現兩者在經濟發展皆有成功及失敗的例子,而且比例相約,顯示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必然關係,更重要的是經濟政策是否切合該國環境。過去歐美推銷「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社會發展」(又稱「華盛頓共識」),之後又深信中產階層增多可以推動政治改革,讓很多民眾單純把政治及經濟發展劃上等號,結果是兩步錯棋。雖然推翻了不少獨裁政權,但由於美國推動民主往往只重選舉而輕視其他必需的社會制度,欠缺法治及廉潔有效的政府,結果是貪腐迅速擴大,人民生活成本反而上升。加上全球化對本土經濟的衝擊,不少人民選擇性忘記獨裁政權的殘暴,中產階級更倒過來開始質疑民主。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展現經濟實力,並乘勢推廣專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經濟局部轉變為自由化,吸納外國資金,國有產業私有化的同時政府以新的名目維持對主要產業的掌控,又學習歐美以非關稅壁壘推動戰略性行業。對各種媒體、弱勢少數族群及反對聲音維持嚴密監控及強力打壓,干預以至架空司法機構,讓聽話的人享受經濟成果,令急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反正成為獨裁政府最大的支持者。對其伙伴鄰國,則透過國有銀行的金融貸款令企業大幅投資其盟友,沒有政治改革條件的貸款令中國的吸引力比歐美更高。更進一步,以中國及俄羅斯為首的獨裁國家在各種國際組織內不斷重新定義「自由」與「人權」,宣揚其只衡量經濟因素、無視政治及言論打壓的價值觀。

「中國模式」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其成功不單止吸引獨裁國家爭相學習,而且連原本步向民主的國家亦開始模仿。由中亞到東南亞,漸漸形成一種聯盟,國家之間默默支持對方打壓反對聲音,協助對方驅逐少數族群,但各國很多中產階級都默許犧牲人權與政治自由,以換取經濟發展。歐美上兩世紀以經濟宣傳民主的策略好壞參半,但現時中國以經濟宣傳獨裁的策略卻是異常成功。

既然民主並不必然帶來經濟好處,那麼還有甚麼理由向獨裁國家推銷民主呢?有甚麼理由能説服人民忍受民主改革初期很可能出現的經濟波動呢?我想沒有人能提供非常肯定的答案。但是歸根究底,民主的最直接的本意在於人民有制衡政府的權力,在於可以盡量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既然已證明用經濟誘因作為民主的賣點這條路行不通,倒不如切實回歸起點,宣揚人權的重要性才是正途。

不過,對於現今的中國大陸,以及眾多仰慕中國發展的國家,不少人民開始逐漸接受這種新興的專制資本主義模式,甘願放棄人權。「中國模式」最恐怖的地方,是令民眾漸漸自願放棄自由與人權。筆者不禁在想,爭取民主或許真的必需要人民自我覺醒,要等待時機成熟,當地人民形成主導爭取力量,才有機會成功,如道家順勢而為的思想。在時機未到之時,也許只能散播自由思想的種子,期待能一點一滴開花結果。若強行以外交或經濟緩助條款等形式迫使別國民主化,反而可能引起長遠的反效果——尤其是如果令當地人民厭惡民主,那麼只會讓獨裁更加堅固。

古代中亞絲綢之路與現今「一帶一路」

五月 31st, 2016

不安的山谷及絲路新史

早前看了兩本關於中亞的書,認識多一點該區的古代及近代史,剛好遇上梁振英借中共的「一帶一路」大書特書,滿以為自己懂說這四個字就趕上了政治風潮,讓筆者慨嘆中亞小國夾在東西強權下那風雨飄搖的命運。《不安的山谷》講述近年中亞數次人民起義推翻政府的前因後果,以及穿插解釋該區複雜的民族關係。而《絲路新史》則結合各國的考古發現及歷史文獻,嘗試解構真實絲綢之路的面目。

中亞地區一直是東西文化相遇之地,自古以來都極受附近強權的影響,主政者有時候會採取中立及多方友好的立場,有時候則選擇依附於較強勢的國家,但文化上曾經是非常兼容並蓄。古代的一眾佛教小國,時而親近漢唐王朝,時而親近匈奴及突厥等遊牧民族,雖然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有時會受鄰近強國侵擾,但是文化上不斷廣泛與中國、遊牧民族、印度、地中海等地區融合,宗教上則兼容由東西各地移民帶來的信仰。由史書記載及古城出土,可見周邊的戰亂導致中亞經常有新的外來人口,帶來新的文化、技術及信仰,同時並存於這些細小的王國內。

至了西元八世紀,唐朝及突厥都力弱無援時,中亞被伊斯蘭大軍攻克,不少人畏於部份軍隊對待異教徒的殘酷名聲而逃亡(縱使有將軍後來被徹職)。不少尚未被征服的小國國王在審時度勢後決定改信伊斯蘭教,並呼籲國民跟從,伊斯蘭教逐漸取代佛教成為此地區的主流信仰。後來蒙古鐵騎橫掃亞歐大陸,處於歐亞路上的一眾中亞小國自然亦無一倖免。滿清攻佔新疆(故名為「新的疆土」),以至後來滿清覆亡後新疆與西藏被兼入新成立的「新中國」之內,令中亞與漢民族之間的磨擦日增。而俄國之掘起,中亞又開始另一波東西角力。沙王以至後來的蘇聯不斷改變中亞的民族組成,強行劃分土地,將不同地方的人任意遷徙,導致蘇聯解體後當地的民族對立問題異常複雜,國界的爭議亦無日無之。在今日的美蘇中多方角力裏,中亞各國領導者又繼續嘗試在各個之間尋找利益,很多時候被犧牲的都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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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被禁錮的心靈》—「因為歷史進程而必需被犧牲的人」

一月 24th, 2016

前文:由東歐人的共產歷程映照今日中國與香港

《被禁錮的心靈》一書,最大特點是用文人的角度剖析蘇共政權所作所為的所謂理念,展示蘇共政治哲學的荒謬。

蘇共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急速擴張,乘着各國人民因為戰爭而對當時的政局感到麻木之際,宣揚他們美好的「東方新世界」願境,逐漸擴張他們的新型帝國。透過把扭曲的哲學思辯無限擴張至社會及生活的每一細節,將唯物辯證法建立為一種「新宗教」,並運用各種恐怖手段逼人民參與他們的社會實驗。新宗教最荒謬之處是其詭辯的方法,但又禁止民眾質疑其方法。引用書中的例子:「辯證法教導:現實預見房子會著火,然後就將汽油潑到火爐周圍,房子燒起來了——我的預見應驗了。」中央政府預見無國界的共產新世界,再將民眾置於其社會實驗中,並用各種恐怖手段逼使民眾表現得符合中央預期——然後中央的實驗成功了。

當時東歐農民普遍比俄國農民生活較好,就被標籤為背負「歷史原罪」的「小資產階級」,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冰原開荒。很多家族因為在那裏生活貧困,至今幾代人都無法離開那些環境極為惡劣的城鎮。但是對信奉「新宗教」的信徒而言,這就如同法國大革命被送上斷頭台的貴族,他們「資產階級被改造為新型人的痛苦歷程」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是無可避免的犧牲。再過幾個世代之後,人們就會忘記以前的生活,理解這些人的犧牲,成為全心支持中央的「自由人」。

為了監控民眾,防止民眾做出妨礙社會邁向「新世界」,中央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恐怖手段,並聲稱這些只是讓人民進化為新自由人的必經過程,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所以當「新世界」完全確立,人民就完全變成為放棄舊思想的「自由人」,而這些手段就最終都會成為歷史。但是在中央接管東歐一段時間後,生產力仍然完全無法追上社會需求,在那個物資匱乏的社會,因為人們所獲得的薪金不足夠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又或者根本沒有所需要的日用品可以購買。所以那些懂得一點手工的人就會想幫別人提供一些用品或者服務,比如說幫人修補衣服,或者做一些簡單的工具,來換取一些自己家庭需要的東西。然後這些人就會逐漸成為小資產階級,繼而變為新社會的最大敵人—資產階級,極為危險。如是者,一些知識份子發現監視民眾、鼓勵告密、流放資產階級等所謂「臨時手段」,其實根本沒有結束的一日

中央告訴人們,在那失敗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很多人生活在各種恐懼之中—對缺錢的恐懼,對失業的恐懼,對跌落社會底層的恐懼。而且,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國家意識等舊社會不斷引發出種種「歷史的罪行」及「歷史的錯誤」—戰爭、階級壓迫、屠殺等等,讓人們不斷活在傷痛之中。只有追隨「新宗教」唯物辯證法,才是控制歷史力量的有效手段及實現理想新世界的最佳方法。但東歐人們實際體驗到的結果是甚麼?原來生活在冷漠無情,對一切殘酷變得麻木,日常生活都人人自危,整個社會情緒都烏雲密佈,這才是更深一層、無孔不入的恐怖與悲哀。

這種種令人心寒的現象,看來離我們很遙遠。但請細心想想,對於中共禁錮維權人仕,恐嚇及驅趕上訪民眾,以發展之名強拆村落,以至跨境捉走銅鑼灣書店負責人及職員,很多人覺得這是為了整體中國和諧穩定的代價,是社會發展過程無法避免的犧牲。這種想法漸漸植根於國內以致香港人的心中,與蘇共當年告訴民眾恐怖統治、監控與流放是「歷史必然進程中無法避免的犧牲」,又有甚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