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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輩善忘,新一代愛亂?——看跨代隔閡

一月 20th, 2017

不時看到年輕一代説,不明白上一輩為何如此善忘,當年因為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今天卻支持共產黨政權。另一邊又聽到年長一輩説,不明白為何年輕人如此愛亂、愛搞事,不懂珍惜得來不易的社會。筆者認為其實雙方並非完全無法互相理解,只是要換另一個角度去想。

「害怕」的力量

人的行為及想法,除了受自己的好惡影響,更重要的是因為自我保護,懂得「害怕」。有時候,一個人「害怕」的心理比「喜歡」的心情更能驅使人作出行動,甚至建構人的價值觀

上一輩害怕的是甚麼?

上一輩逃亡到香港,與其説是逃避共產黨,倒不如説是逃離極端動盪的社會。因為當時候共產黨領導層為了政治目標或個人目標,往往不惜翻動整個社會,全國大亂。不單是民生受「影響」那麼簡單,而是完全顛覆了所有人的生活,在物質上及心靈上都瀕臨崩潰,活在生與死的邊沿。上一輩所懼怕的,所需要逃離的,是這種瘋狂、混亂、恐怖的社會狀況,因而來到香港這個相對穩定的地方。

由此思路出發,不難明白他們真正關注的是社會當下的實際狀況,害怕的是失去安穩的社會。對於他們而言,這並非「善忘」。恰恰相反,正正是因為那混亂社會永遠歷歷在目,那種慘痛的記憶無法磨滅,他們才會認為社會不能冒任何可能引致動盪的險,選擇最保守的取態,認同目前最有能力維持穩定的集團——共產黨,那怕只是表面上的穩定。雖然這集團曾經帶來那惡夢,但隨着當年的主事人一個個逝去,時間令人相信「十年人事幾番新」,將那恐怖記憶與當下中國分隔看待。

年輕人害怕的是甚麼?

至於現今的年輕人及剛踏進社會的成年人,包括我,當然沒有經歷過那種世界。在我們成長的環境,香港除了擁有穩定的社會,更擁有讓人稱頌法治與自由,既實行西方制度,又保留不少傳統中國思想及價值觀。但是當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種種社會問題及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我們又似乎別無選擇地要與之「融合」,心底的恐懼就油然而生。在我這一代以及後來的新一代眼裏,最害怕的是失去構成這獨一無二的現代都市的根基,而漸漸被同化為另一個大陸城市

循此思路,還認為新一代是愛亂、愛搞事嗎?年輕人放棄去逛街、玩樂而選擇主動參與社會政治,乃是出於對將來的恐懼,害怕到他們長大後,香港已經再不是他們熟識的香港。令他們感到無助的,既有上一代已全然接受共產黨那種表面上的「和諧穩定」,亦有我這一代過去對靜靜看着香港被同化的冷漠,令新一代感到不被理解,只能靠自己去尋找將來的道路

時間及取態所形成的隔閡

上一輩擔心的是香港會否變成過去的中國大陸,因而偏好現今的中國;而新一代擔心的香港會否變成當今的中國大陸,因而緊抱我城。年長的一群固然掌控更多社會資源,整體社會表面上一度凝造出認同昇平中國的氣氛,但同時埋下危險。新一代成長於西方社會制度,認同自由開放的社會,偏偏遇上九七回歸,香港在制度上、思想上、文化上均受中央集權政府所影響,社會發展的方向與他們對未來的期許之落差逐漸擴大。他們的聲音持續被忽視,成年人對新一代的意見如馬耳東風,失落及不滿在積累,對將來的恐懼在蔓延。過去數年越滾越大的群眾運動,中心群體的年齡越來越年輕,正正是其聲音長期被壓抑的宣泄。整個社會的保守及充耳不聞,催生出新一代的進取,兩者對未來的取態截然不同,築起隔閡之牆

不少人認為這些社會運動激化社會矛盾,筆者並不認同。如果認為這些運動出現之前,幾代人之間沒有矛盾,那只是反映出論者無法掌握新一代的溝通媒介及語言,又或者困在自己構想的世界而對他們視若無睹。正正是因為充斥着這種思維,才令隔閡之牆越築越高。相反,近年社會上所謂泛起矛盾,反而能夠讓積壓已久的問題浮上水面,迫使人們不能再逃避,而要認真正視這個社會所隱藏的問題,打開溝通的缺口。

要拆除又高又厚的隔閡之牆,那些掉落的石塊必然會激起震盪。只有抛開和諧世界的假想,張開眼睛回歸現實,接受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衝突與磨合,這個社會才能踏前一步。香港這小城市有着特殊的過去,或許沒有人可以教曉我們如何走下去,但筆者相信正因為我城是如此獨一無二,香港人定必能夠走出不一樣的路。

讀梁游議席案判詞,反思香港法制

十一月 17th, 2016

判詞(案件號碼 HCAL 185/2016):
全文
中文擇要
(或在此輸入案件號碼搜索)

參考資料:
政大法學評論 – 議會至上與人大至上
維基百科 – 英國憲法
維基百科 – 法律解釋

讀過判詞後,筆者感覺最重要的並非兩位議員的去向,而是中間第D1段,尤其是第51至53段,顯示香港法院對現今法制運作的看法。

法官引用2007年梁國雄vs立法會主席案件,指出英國三權分立不能直接套用於香港。英國由於沒有成文憲法,議會對所有法例有最高權威,沒有其他機構能夠廢除或廢棄(override or set aside)議會所通過的法律。基於這個議會至上(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原則,法庭是司法機構,沒有法理依據去判斷或質疑立法機關(議會)所擁有的權力。

但香港的結構不同,有《基本法》這部迷你憲法。《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就如英國的議會,在立法會之上,所以法庭有法理依據去根據《基本法》判斷立法會擁有何種權、特權及豁免權,包括立法會內部運作程序是否合乎《基本法》。上述判詞不單止表示法庭在《基本法》授權下能夠介入立法會內部運作,其實背後還隱含了人大對香港法治的決定性影響力。

判詞重申《基本法》在香港的最高地位,當中包含人大釋法的最高權力。香港雖然是一國兩制,但是在《基本法》的限制下,固有的法制根基其實已無法維持。在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只有司法機構(如法院)有法律解釋權。如果立法機關認為需要釐清法例含糊之處,只能透過立法或修訂法律的程序進行,避免出現立法機關推翻司法機關的情況。而香港在《基本法》的架構下,雖然內部實行普通法,立法會不干預法院司法,但同時作為迷你憲法《基本法》並不遵循此原則,其立法機關——人大——有權解釋《基本法》,是憲法容許立法機關干預司法機關。所以,《基本法》讓港香港人日常感受到的法律運作看似不變,但其實法制的根基已偷換為中共法制,所謂法治與自由都是建築在人治及專權之上,如何能穩固?

香港繼續在現有的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無可避免會受到那極權的影響。既有法制上一次又一次的衝擊,又有在生活上、工作上人們因為強大誘惑下漸漸放棄自己的原則,香港的優勢——自由、公平、法治、用人唯才、實幹、不作無謂口號式政策等——一點一滴地揮發。究竟市民是否只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催眠,告訴自己甚麼事都沒發生?還是我們還有自救的可能?

本案判詞第51段(節錄):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has its origin in common law and is premised on the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England, where there is no written constitution, and where there is supremacy of the Parliament.  However, the scope of this principle as applied in a different jurisdiction must be understood in and limited to the proper context of that jurisdiction, in particular where there is a written constitution.[14] Thus, in present day Hong Kong, where there is the written constitution of the BL and where the BL is supreme instead of the legislature, the court does have jurisdiction under the BL to determine, by declaratory relief, 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the internal Rules of Procedure enacted by the LegCo (which would be regarded as “the internal matters” of the Parliament under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in the UK)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BL.

引用的2007年梁國雄vs立法會主席案件判詞(節錄):
His Lordship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United Kingdom, Parliament is supreme. The courts there are confined to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what Parliament has enacted. Parliament has exclusive control over the conduct of its own affairs. The courts will not permit any challenge to the manner in which Parliament goes about its business. If there are irregularities, that is a matter for Parliament to resolve, not the courts. However, in Hong Kong, the Basic Law is supreme. But subject to that, the Basic Law recognise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be a sovereign body under that law. In setting Rules of Procedure to govern how it goes about the process of making laws, provided those rules are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Basic Law,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answerable to no outside authority’. The learned Judge concluded that so far as jurisdiction is concerned, the cour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o have jurisdiction under the Basic Law to determine, by way of declaratory relief, whether Rules of Procedure enact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Law.

對於立法會選舉的兩點感想—持之以恆,放眼四周

九月 7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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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已過,網絡上有很多分析、檢討、批評甚至清算。我本身不屬於甚麼組織或者黨派,對於各個組織的來龍去脈也了解的不是很徹底,所以談不上什麼賽後檢討。不過作為一個選民,對於選舉過後的心態,還是有兩點想分享一下。

民主,不只是幾年一次投票,而是持之以恆的關注、參與及身體力行。

這幾天看到很多人對選舉結果失望,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沒有選上,感覺自己的主張在社會得不到認同,這個社會好像沒有前途了。其實沒有可能當選議員與自己的立場完全吻合,也無法保法保證他們不會改變立場。雖然選舉告一段落,但這只是本屆議會的開始,市民仍可以透過各種軟硬方法令議員調整取態,選舉並非代議士吸收民意的唯一途徑。民主就是一個有各種議題上不繼爭辯、協商、尋求共識的過程,要有持之以恆的心理準備,身體力行去參與。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在過去這些年,我們透過議會外的種種行動,影響了議會裏面的議員,甚至影響了政府的決策,並不是說進不了議會就甚麼都做不了的。

我們距離真正的民主還有慢慢長路,要放眼四周,看看政治以外的社會。

早期看唐駿毅先生的文章提醒了我,歐洲能發展出民主,不光是有議會制度和選舉制度,更重要的是有多元化的社會文化發展基礎。各個文化範疇都有健康的發展與強大的實力,有各自的組織去維護和爭取自身利益,而且也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加起來就會成為爭取民主自由的最強大力量,因為只有民主自由能保證各分能同步發展。政治在眾多文化範疇裏面是特殊的一個,既是一個沒有直接創造文化價值的輔助角色,但同時也是所有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石,為其他文化的穩定發展提供社會基礎。政治與其他文化是一種同步發展的關係,而且多元蓬勃的文化更是邁向真正民主的重要基石。所以不能單獨只關心政治,要放眼其他所有文化,求整個社會文化能並行發展。

一次的選舉結果,不用太灰心,亦不要太興奮。就算是很多人認為大勝的新界東,民建聯仍能憑兩張名單共取得超過十萬票,遠高於其他政黨,連一直表現強差人意的新民黨容海恩亦能當選。追求民主,老實說未有甚麼成就,香港人還需繼續努力。

建議閲讀:
CNN – Hong Kong votes: Is this the world’s weirdest election?
謎米 – 跟獨裁政府玩遊戲(一):香港從來是獨裁政制|阮穎嫻

相關文章:
唐君毅談民主人文精神及對香港的啟示
唐君毅談愛國

唐君毅談民主人文精神及對香港的啟示

九月 2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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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Ike And Mamie Voting In Gettysburg,Pa., LIFE image archive)

最近政府以很多手段影響香港的自由,比如用行政命令禁止學生討論香港前途問題,或者禁止符合選舉資格的人參與選舉。前幾天又發生自由黨周永勤退選,並在訪問中感嘆這屆立法會選舉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次有選擇的選舉,讓人十分擔心香港民主的前途。​近日讀到唐君毅談民主精神及人文精神,唐先生之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細想香港的前途。

西方民主人文精神

唐先生認為過去(文章寫於1952及1953年)中國學人嚮往民主,但往往只見其形制及表象,未深入追尋民主精神的本源及歷史背景。民初多次民主變革皆以失敗告終,乃因為社會未具備民主精神的實效條件。他認為西方民主精神的文化本源來自兩股非政治及超政治的思想:

一:文化多端發展而富衝突
西方文化自希臘而始,受愛琴文化、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等影響,重視多端發展而充滿衝突。經濟、科學、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各方面多元蓬勃發展,各自追求自身之文化及價值,繼而組成各種大小團體。雖然各種團體之本意並非求政治權力,但在不同文化組織追求各種目標的同時,他們之間的衝突也會逼使他們爭取合理權利和所需要的自由,成為民主精神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超越政治的人生文化價值
由希臘哲學重精神自由,到基督教追求人生宗教價值,在西方發展出一套超越政治的個體思想,去追求現實政治以外的人生文化價值。同時,基督教言人人的靈魂皆為上帝所造,平等而造。這些超政治意識,逐漸孕育出西方之自由平等思想,反過來成為影響政治制度發展的另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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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談愛國

九月 1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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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Nixon In China, LIFE image archive)

過去每逢奧運,很多香港人都會湧現愛國心及自豪感,但是今年很多人都心淡了。有不少人爭論究竟是市民的問題,還是政府的問題。剛好讀到唐君毅談何謂愛國,可以給大家參考。

唐老認為,如以人文思想角度,愛國不是要忠於政府,更不是忠於個人,而是本源於仁義之心。因人人具仁義之心,固希望社會能使各個人及各團體之活動並存不悖,以使各人都能追求自己的人生文化價值。人民是否忠於國家,取決於國家能否讓社會達至互相協調,滿足各人的仁愛及正義之心。以現今社會而言,即社會之經濟、學術、藝術、宗教等不同文化階可並行發展,使人可實現其理想。(出自唐君毅全集卷五,《人文與民主之基本認識》。亦有篇章論述仁義思想及民主自由思想根源之異同及協調,值得細讀。)

放諸當今香港乃至中國,正正就是因為社會的不義,因為不容納不同的聲音,而讓人對國家冷淡。或許金錢利益及盲目崇拜可以將人們短暫團結在一起,但若缺乏更深一層的認同,最終亦會土崩瓦解。

最了解中國人的中國共產黨

二月 24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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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覺得,像我這樣帶點大中華情意結的人,只是自作多情。每當聽到自己民族的不公義事件,我還會感到的心痛,但對大部份人而言,其實都是無關痛養。對很多人而言,現下的中共政府實在沒甚麼要抱怨的地方,只是我這種人太多事了。

中國人,是世上活在國家機制最悠久的民族,經歷各個朝代,由古代帝制到現代共產專制,中國人最懂得在國家機器之下的生存之道,最懂得安穩大於一切。而現今的中國共產黨,就最懂得治理這些人的門徑。

中共完全掌握中國人的心理,用最少的力氣就管治好這個民族——一方面適量地獎勵聽話的人,同時嚴懲那少數不聽話的人。如此一來,剩下「精明」的大多數就會選擇獨善其身,只要安於本份,對身邊不太合理的事睜一眼閉一眼,不要說多餘的話,大體而言可以安穩過活。「精明」的大多數相信自己應該不會成為那不幸運被選中的一群,不會被迫遷,不會被消失,不會無故被捕——如果真的遇上,也只能怪自己倒霉。

中共亦懂得拿握群眾事件的處理分寸,對於個別「不幸」的人,可以用威逼利誘的方法解決,而對於牽連太廣的事,門面上總要找一些人來懲戒,讓人民消消氣 (然後又放生了)。當大部份人都忘記後,剩下的頑固份子就可以用「獎勵加嚴懲」的手法處理。過去十數年一次又一次看似非常嚴重的事件,曾經讓外界以為會讓中國人對政府失望,但其實中共只消用同一手法,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化解。

image當你跟內地朋友談中共國家機器的問題,他們很快就會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種類的問題,甚至可以很快地舉出例子。經過各種途徑的宣傳,中共很成功地讓人民相信自己活在中國最好的時代——現今主流人民不是比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富足嗎?沒有甚麼需要抱怨了,只要包容一下政府偶然的「錯誤」,人民就可以好好生活。經過各種途徑的教育,人們自小就知道政府的界線在那裏,知道甚麼可以說、甚麼不可以說,知道怎樣可以安穩過日子。

曾經有內地的朋友,甚至香港的朋友,質疑我這種人是否留戀英殖時代,不理解為何我總是要針對中共。其實我也不理解,人不是天生就會偏心於自己的民族的嗎?就是因為關心,就是因為有切膚之痛,所以才會去了解、去批評,希望能變得更好。若然我不關心,為何我要花時間去認識?英殖時代已過去,歷史是所有人的老師,但無需留戀。中國人是我的民族,若然我只管批評外國政府而不批評中共,那樣才怪。

不過,始終對主流中國人民而言,維持現狀最符合眾人的利益。只要自己聽聽話話,而沒有成為那不幸的一群,就可以安穩過活。為何要冒不必要的風險去發聲呢?別人的事不要管,政府那少許不合理的事也包容一下,自己就可以安然享受社會進步的好處。

內地的治理手段正逐步滲入香港,而大部份香港人都選擇默然接受。或許,對於主流的香港人而言,就算香港變成國內這樣,也都沒有所謂了。不是很好嗎?只要乖乖聽話,對身邊不合理的事保持沉默,不要反對政府,就可以得到安穩。只要放棄一點自我,忘記自己失去了甚麼,變得更「精明」一點,學懂「識時務」,就可以享受中國經濟發展的好處,成為新中國人。

或許,那些仍會因為公義不張而感到心痛的人,都只是未開竅及自作多情的傻瓜。在所有人都滿足於現狀的時代,談改變的人只是多管閒事的傻瓜。

香港開埠175週年與香港歷史雜談

二月 15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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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很多人紀念香港開埠175週年,那麼也讓我這個門外漢來說一下歷史。(註:此文原書於1月26日,但待筆者完成就已事隔多時了…)

1839年,林則徐強銷煙後不久,在九龍半島增加軍力防範入侵,之後英國商務總監義律突擊九龍半島失敗,是為鴉片戰爭的前哨站,稱為官涌之戰。及後在1841年1月26日,英軍佔領香港島,單方面宣布香港島是英國領土,再於同年6月7日宣布香港為自由港,之後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正式在《南京条约》割讓香港島。(註:嚴格而言,會否6月7日才算「開埠」?)

當時候英國聲稱香港島是荒蕪之地,一直將香港島描繪為貧瘠的小漁村。但是在《香港簡史》一書中,港大歷史教授John M. Carroll指出這只是過去英國史家及殖民地官員的說法,其實與歷史不符。因為根據中國史藉記載,香港與周邊地區有豐富的歷史。在英國佔領香港島時,香港島已經是船運港口,有一定的人口和村落。再翻查其他書籍,明代的《粵大記》已經記錄香港島有七個村落,其中「香港」只是現今香港島西南端的名字。到了雍正年間,則把整個香港島稱為「紅香爐」或「紅香爐山」,是商船進入珠江必經之路,並且設「紅香爐汛」,佈置兵力。(題外話:屯門的航運發展更早,杯渡禪師於南北朝時期已取道屯門前往南洋,詳見《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I》)

不過,此文並非要否定開埠對香港發展的影響,畢竟香港能有如此急速的成長,很大程度是因為有英國這靠山,將香港放在東西競爭棋局的中央,在文化夾縫中尋找機遇。只是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故事並不是從這一天開始,而是一直繼承和演變。小時候教科書上總是說「小漁村變為國際都會」,往往忽略了香港豐富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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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被禁錮的心靈》—「因為歷史進程而必需被犧牲的人」

一月 24th, 2016

前文:由東歐人的共產歷程映照今日中國與香港

《被禁錮的心靈》一書,最大特點是用文人的角度剖析蘇共政權所作所為的所謂理念,展示蘇共政治哲學的荒謬。

蘇共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急速擴張,乘着各國人民因為戰爭而對當時的政局感到麻木之際,宣揚他們美好的「東方新世界」願境,逐漸擴張他們的新型帝國。透過把扭曲的哲學思辯無限擴張至社會及生活的每一細節,將唯物辯證法建立為一種「新宗教」,並運用各種恐怖手段逼人民參與他們的社會實驗。新宗教最荒謬之處是其詭辯的方法,但又禁止民眾質疑其方法。引用書中的例子:「辯證法教導:現實預見房子會著火,然後就將汽油潑到火爐周圍,房子燒起來了——我的預見應驗了。」中央政府預見無國界的共產新世界,再將民眾置於其社會實驗中,並用各種恐怖手段逼使民眾表現得符合中央預期——然後中央的實驗成功了。

當時東歐農民普遍比俄國農民生活較好,就被標籤為背負「歷史原罪」的「小資產階級」,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冰原開荒。很多家族因為在那裏生活貧困,至今幾代人都無法離開那些環境極為惡劣的城鎮。但是對信奉「新宗教」的信徒而言,這就如同法國大革命被送上斷頭台的貴族,他們「資產階級被改造為新型人的痛苦歷程」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是無可避免的犧牲。再過幾個世代之後,人們就會忘記以前的生活,理解這些人的犧牲,成為全心支持中央的「自由人」。

為了監控民眾,防止民眾做出妨礙社會邁向「新世界」,中央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恐怖手段,並聲稱這些只是讓人民進化為新自由人的必經過程,是「歷史的必然進程」。所以當「新世界」完全確立,人民就完全變成為放棄舊思想的「自由人」,而這些手段就最終都會成為歷史。但是在中央接管東歐一段時間後,生產力仍然完全無法追上社會需求,在那個物資匱乏的社會,因為人們所獲得的薪金不足夠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又或者根本沒有所需要的日用品可以購買。所以那些懂得一點手工的人就會想幫別人提供一些用品或者服務,比如說幫人修補衣服,或者做一些簡單的工具,來換取一些自己家庭需要的東西。然後這些人就會逐漸成為小資產階級,繼而變為新社會的最大敵人—資產階級,極為危險。如是者,一些知識份子發現監視民眾、鼓勵告密、流放資產階級等所謂「臨時手段」,其實根本沒有結束的一日

中央告訴人們,在那失敗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很多人生活在各種恐懼之中—對缺錢的恐懼,對失業的恐懼,對跌落社會底層的恐懼。而且,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國家意識等舊社會不斷引發出種種「歷史的罪行」及「歷史的錯誤」—戰爭、階級壓迫、屠殺等等,讓人們不斷活在傷痛之中。只有追隨「新宗教」唯物辯證法,才是控制歷史力量的有效手段及實現理想新世界的最佳方法。但東歐人們實際體驗到的結果是甚麼?原來生活在冷漠無情,對一切殘酷變得麻木,日常生活都人人自危,整個社會情緒都烏雲密佈,這才是更深一層、無孔不入的恐怖與悲哀。

這種種令人心寒的現象,看來離我們很遙遠。但請細心想想,對於中共禁錮維權人仕,恐嚇及驅趕上訪民眾,以發展之名強拆村落,以至跨境捉走銅鑼灣書店負責人及職員,很多人覺得這是為了整體中國和諧穩定的代價,是社會發展過程無法避免的犧牲。這種想法漸漸植根於國內以致香港人的心中,與蘇共當年告訴民眾恐怖統治、監控與流放是「歷史必然進程中無法避免的犧牲」,又有甚麼區別?

由東歐人的共產歷程映照今日中國與香港

一月 18th, 2016

山屋憶往及被禁錮的心靈

後續:再談《被禁錮的心靈》—「因為歷史進程而必需被犧牲的人」

近日的周子瑜事件,讓我想起最近讀的兩本書,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書。東歐人經歷二戰與共產革命,他們的經歷與我們何其相似,而他們當年所擔心的事情,彷彿都在中國應驗了。

第一本書是《山屋憶往》,作者是在英國出生的猶太裔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年老的教授在病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他父母都早已融入英國生活,孩童時期對猶太民族感情不深,這反而造就他在青年時積極尋根,甚至曾到以色列參與左翼的習體農場運動,不過結果失望而回。及後他入讀劍橋,並成為活躍於英美大學的歷史及政治學者。在八十年代開始他十分關注東歐,自學捷克文,去當地支援地下大學,及在海外支援逃亡學者。書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談及一本波蘭作品,該書以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精神困局為提,提出了凱特曼(Ketman)這個借用自古波斯述語的現象,形容那些思想與行為相反的人,行為上同意統治者一切要求,但內心卻相信自己保存思想自由,或甚至令自己相信是自由地選擇跟隨他人。

接着我就找這本書——《被禁錮的心靈》,作者是逃離蘇共的波蘭文人米沃什(Czeław Miłosz)。波蘭人經歷了全球經濟大蕭條、國內短暫的獨裁管治、二戰納粹及蘇聯聯軍滅國,使人們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及民族主義都失去信心,對知識份子對未來感到迷茫。而蘇共就趁二戰結束的機會,先對波蘭起義隔岸觀火,無情地等待流亡政府領導的二十萬波蘭起義軍被德國炸為灰燼,再凱旋「解放」波蘭,扶植早已準好的共產政府。起初還假裝比較開放,説不會在波蘭推行集體農場,又默許作家發表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説。但之後情況逐漸收緊,承諾一個接一個打破,人民的自由就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般奉送給黨中央。作者分析波蘭人怎樣逐步走入蘇共式恐怖管治,所有人每日都在演戲,終日擔心告密,假裝投誠又自我認為保有內心的自由,如何試圖平衡自己行為與思想的衝突,這類他稱為「Ketman」的矛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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