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小評及中港關係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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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近在讀《政治秩序的起源》,此書縱觀世界東西方主要文明史,回顧不同文化的國家、法律及民主發展歷程,分析最影響各國發展的因素。民主是否當今普世價值?作者笑言,連最獨裁的國家(如北韓)的統治者都要以民主政黨自居,反面顯示民主確實是現今世界民心所趨。

此書的中文版暫時只推出了上册,由史前時代談至法國大革命,所以會較多著重於國家體制之誕生及法治之確立。例如談及最早建立國家體制的中國,比較印度、伊斯蘭及歐洲三個過去都是宗教主導的地區之異同,分析法治機關為何只在歐洲發展成獨立運作等。筆者讀此書時適逢雨傘運動前後,已勾起我對於中國及中港關係的不少反思。借此機會,讓筆者總結一下此書要點,亦分享一下見解。

書中作者立論簡介

作者先提出自己對當代理想民主國家的定義:
1. 有成熟的國家建制
2. 有效率而且能對人民問責的政府
3. 施行法治,並且有獨立的法治機關
作者認為,要同時具備以上三點,才能確保國家在有效運作、保衛國民,同時能監察及制約管治者權力,維繫民主政制。基於以上三點,作者分析比對中國、印度、伊斯蘭及歐洲各國的政治制度演變史,試圖找出世界不同國家及文化現時有否演化成民主國家的因素。

國家建造之對比

以此書作者非常強調家族繼承權(作者稱之為「家產制」)是國家建造的敵人,書中行文尤如世界各地國家發展史都是「家產制」的消滅與復僻之爭。他認為中國是最早達至成熟國家體制的地方,自秦朝起就已經有完整的國家政府架構,層層向上問責,源於戰國時代貴族一個又一個地消亡,使秦漢可以一步步消滅「家產制」的勢力。由於有明確的科舉選才及官僚的升遷制度,減少了「家產制」的影響力,所以提高了這個東方帝國的效率及政治經濟實力,長期在東方稱霸。歐洲其實一直到中世紀仍稱不上有符合現代定義的國家,各地君主並無實權,將土地分封給貴族。貴族及地方領主權力很大,可以有自己的軍隊,而君主也無力向全國人民徵稅。印度除孔雀皇朝外,鮮有大面積統一國土的時代,反而近代統一的印度是直至英國殖民後的產物。這與印度地理平坦、易於遷徒,以及印度教婆羅門對國之影響極深有關。

伊斯蘭世界開初就已國家與宗教不分,宗教領袖就是國家領袖,之後在中東掘起,再於東歐及北非壯大,發展出獨特的「奴隸軍制」。大小政府官員要職並非由本國人民出任,而是論功行賞地奴隸出任,最高可以到如中國承相的高位,做國王的左右手。國家會從天主教地區捉來孩童,給予他們伊斯蘭教育,訓練文書及行軍等知識,長大後出任政府要職。作者認為這也是國家機制對抗「家產制」的產物,用沒有家庭、禁止結婚的奴隸組成政府,以杜絕國家權力變為私有繼承財產。及後奴隸爭取準許結婚、繼而準許生子,開始想盡辦法讓自己繼承官職及財富,作者認為是奴隸軍制破滅以至伊斯蘭國力衰退的主因。

這套「家產制vs國家建造工程」的論述,看起來如時代劇般緊湊,在世界各地上演。但是否如作者所言,家族繼承權是在世界各地均為影響國家成形的最重要因素,筆者又有所保留,這樣似乎太輕視其他如地理、經濟、戰爭等因素。而作者最推崇的中國古代國家機制,公平選才的科舉制,是否真的有那麼大成效,筆者也有所質疑。中國眾所周知是非常講究家族關係、人脈關係的社會,縱使沒有明文規定子女可以繼任官位,但是在各個朝代官宦世家及利益集團層出不窮,對國家發展影響深遠。中國這個例字,似乎無法幫助作者說明國家建立的成功與家族繼承權的存在有必然互相衝突的關係。

政府問責、法與宗教

此書作者分析政府問責及法治的發展,認為與宗教及社會各階層的權力鬥爭密不可分。歐洲之所以能發展出多層議會及對人民問責的政府,能發展出獨立與政府的法治機關,很大程度是由於歐洲曾經存在一個權力非常大的教會,而不同地方的發展背景亦有分別。首先,是教會推崇愛神多於愛家族,間接潛移默化地瓦解了家族的凝聚力。而由於國王權力不如中國集中,在國王、貴族與教會三者的權力鬥爭裏,各方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在個別國家發展出多層議會架構,國王與人民聯手抵抗貴族,但教會又善於拉攏人民支持,可以左右大局。政府向人民問責在部份國家出現,取決於與多層議會的有效性,以及國王選擇拉攏國民對抗貴族(英國、西班牙等)、還是拉攏貴族壓搾國民(俄羅斯)、或是國王與人民無法團結導至貴族得勢(法國)等因素。

法治方面,在大陸法萌芽地歐洲大陸,當教廷成功確立教會法例獨立於國王法律時,法治機關的初形開始建立,之後當教會勢力漸消,人民都已經普遍接受法律才是授權國王當政的基礎。在普通法萌芽地英國,則源於英國國王的威信自古就建立於公正的裁判,國王法庭遊走於全國,接受人民的申訴,處理地主與人民的糾紛,這種用案例作為基礎的做法演變為現今的普通法,而國王法庭則洐生出獨立運作的法治架構。

作者重點指出,能發展出向人民問責的政府及獨立的法治機關,其實是基於歐洲歷史的上述獨特條件,同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在書中所分析的其他文明。中國一直都是獨裁統治,不存在有政治權力的宗教,而皇帝則有權任意詮釋及修改法律,法律只是用來管治人民的工具,無法有效管束政府。而古印度分治的諸國,則在印度教種姓制度下,國王受分散的婆羅門影響及約束,這既與中國皇帝大於宗教不同,也與歐洲的統一教廷權威不同,婆羅門並沒有有效的組織,國家上下都嚴守印度教種姓的規定,各司其職。伊斯蘭世界由於採用奴隸軍制,權力鬥爭只存在於奴隸與王權之間,並沒有廣泛人民參與。作者認為,這獨特的發展背景,是為何問責政府及法治在不少新興國家無法有效實施,容易被架空的根本原因。在沒有人民普遍參與意識,或沒有完整法治結構的地方,單單把規例或形式引進,是無法將歐美的現代國家運作優點帶到其他地方。

筆者對於法律歷史了解不深,但以之前看過的法律入門書籍來看,此分析思路看來頗為合理,解析了英國為何會出現普通法這特別的機制。至於事實上是否還有其他作者未有列舉的因素,則要再多看更多書藉來對照。不過在看過此書的分析,筆者對於中港關係有一些反思。

中港之別的反思

現時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官方解析是「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但眾所周知,今日的共產黨是全球最貪財的國家,對資本的渴法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甚。究竟中港的核心差異的那裏?筆者認為應該是「人治vs法治」,「問責vs極權」。

在中國,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就走上獨裁統治的道路,至今仍然如是。沒有真正讓人民影響政策的多層代表會議,沒有向人民問責的政府,沒有真正獨立於政府的法治架構,只有不受監管、沒法制衡的極權。所謂擺脫帝制、建立共和國,其實只是另一個現代帝制、獨裁政權。更令人心痛的是,人民大多已經習已為常,在官方媒體渲染下,仿佛人權與自由是外國的小把戲,而中共政權讓人民有飯吃、有工開才是實幹。然後每日有人無聲無息地被不合理對待、甚至被失蹤,一般麻目的人只會說他不懂時勢、不走運。

《香港簡史》引術文基賢,說英國於香港開埠初期憧景香港會是東西文化、風俗、制度、科技交匯並相得益彰的地方,不過開埠初年罪案率高,中港局勢動盪,加上歧視問題嚴重,不少殖民官都失望而回 (第二章,法律與司法段)。但現今在一百五十年後回望,中英文化在此彈丸之地扎根、交融,這一小撮中國人了解甚麼是問責政府與法治,體會這兩個重要現代國家特質的優點、缺點。現今在香港無人會質疑政治是否應該問責,或法治是否香港的基石,這就是中港最根本的差異。法治首重獨立的架構,現時基本法在香港法治上加建「人大釋法」這個頂上皇,已是對法治最大的破壞。而政府的問責程度在特區政府這十多年運作下,則不斷倒退,特首帶頭漠視民意、搬弄事非。當這個小城市的新一代當權者這次又一次嘗試衝擊這些底線,為了一己私利一而再、再而三顛倒黑白,已教香港人無法容忍。

雖然香港是「借助外力」才體會過問責政府與法治之好,但是這確實是現代民主社會構成的重要條件。中華文化在政治層面停濟二千年,究竟在當今這一代能否踏出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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