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東歐人的共產歷程映照今日中國與香港


山屋憶往及被禁錮的心靈

後續:再談《被禁錮的心靈》—「因為歷史進程而必需被犧牲的人」

近日的周子瑜事件,讓我想起最近讀的兩本書,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書。東歐人經歷二戰與共產革命,他們的經歷與我們何其相似,而他們當年所擔心的事情,彷彿都在中國應驗了。

第一本書是《山屋憶往》,作者是在英國出生的猶太裔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年老的教授在病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他父母都早已融入英國生活,孩童時期對猶太民族感情不深,這反而造就他在青年時積極尋根,甚至曾到以色列參與左翼的習體農場運動,不過結果失望而回。及後他入讀劍橋,並成為活躍於英美大學的歷史及政治學者。在八十年代開始他十分關注東歐,自學捷克文,去當地支援地下大學,及在海外支援逃亡學者。書中他花了不少篇幅談及一本波蘭作品,該書以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精神困局為提,提出了凱特曼(Ketman)這個借用自古波斯述語的現象,形容那些思想與行為相反的人,行為上同意統治者一切要求,但內心卻相信自己保存思想自由,或甚至令自己相信是自由地選擇跟隨他人。

接着我就找這本書——《被禁錮的心靈》,作者是逃離蘇共的波蘭文人米沃什(Czeław Miłosz)。波蘭人經歷了全球經濟大蕭條、國內短暫的獨裁管治、二戰納粹及蘇聯聯軍滅國,使人們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及民族主義都失去信心,對知識份子對未來感到迷茫。而蘇共就趁二戰結束的機會,先對波蘭起義隔岸觀火,無情地等待流亡政府領導的二十萬波蘭起義軍被德國炸為灰燼,再凱旋「解放」波蘭,扶植早已準好的共產政府。起初還假裝比較開放,説不會在波蘭推行集體農場,又默許作家發表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説。但之後情況逐漸收緊,承諾一個接一個打破,人民的自由就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般奉送給黨中央。作者分析波蘭人怎樣逐步走入蘇共式恐怖管治,所有人每日都在演戲,終日擔心告密,假裝投誠又自我認為保有內心的自由,如何試圖平衡自己行為與思想的衝突,這類他稱為「Ketman」的矛盾狀態。

作者以身邊的文人朋友作例子,進一步展述這種過程及心理。作為以波蘭語創作的文人、詩人,在外地發表作品難以引起迴響,只有在祖國波蘭才有創作的環境及土壤。再加上戰後初期波蘭共產政府還未表現其專制一面,許多文人選擇回國,並且得到重用。及後各種審查與管制逐漸加強,又有從蘇共中央回國的「優秀」文人作模範,軟硬兼施下很多人一點一滴地屈服,成為黨的喉舌。作者曾是其中一份子,所以他對留在國內的朋友抱有複雜的感情,既因為體諒他們的壓力而無法過度譴責他們,但又擔心長此下去會有難以挽回的影響。他們那一代人尚且知道自己發表那些言論是迫不得已,尚且知道真正的道理在那裏。但是如此下去,再過多一兩代,就會在耳濡目染下完全接受這些思想,打從心底支持那些歪理。那些當時人們每日在演戲的表現,可能會漸漸轉變為由衷的行為與思想。可惜此書出版時波蘭仍未脱離蘇聯,否則可以再進一步了解波蘭人及後脱離共產的狀況。

中國與東歐的經歷有點相似,經歷帝制的衰亡,二戰的殘酷洗禮,戰後共產專制政權得勢。不同的是,中共沒有如蘇共般瓦解,在經歷粗暴文革及看到蘇共政權沒落後,中共改變策略為軟性管制。共產與否不再重要,用分糖果的方法取得大眾支持,讓部份服從中央的人民得到經濟回報,同時運用各種手段打壓異議人士,轉型為一個以經濟利益為先的專制政體。觀乎今日的內地憤青及盲目支持黨的民眾,某程度上就體現了米沃什的擔憂。對黨中央喉舌的言論深信不疑,經常只是因為一個人的無理言論,就群起攻擊他人,其程度甚至有時候連黨中央都無法管控。

今日的香港,就正正處於社會尚算開放、但自由正一點一滴被收緊的境況。透過各種官媒論調,一次又一次「個别事件」,對香港人作出殺雞警猴式的示範,不服從者有甚麼後果,軟硬兼施要令香港社會生態逐漸同化為內地的經濟順民。這是非常難叫整體社會去反抗的,畢竟大部份市民在是經濟糖果的受益者,而非被打壓的少數。而且在經濟環境尚可的情況,普遍市民願意忽視自己所失去的自由,直至主流大眾發現失去的自由影響到香港有國際的競爭力,到時候又會自我安慰説這時香港衰落的宿命。

香港的公民社會,究竟能否趕及在問題無法挽回前有足夠成熟,能有足夠的力量與智慧去罷脱中央寫好的劇本呢?

後續:再談《被禁錮的心靈》—「因為歷史進程而必需被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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