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六經起源及經學開創 ——對比皮錫瑞《經學歷史》及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之異同

去年寫中期功課時讀的書

去年在新亞研究所旁聽了「漢魏至唐經學發展之研究」,嘗試接觸一下影響中國思想發展至深的經學。這門課特别之處在於它著重經學發展的過程、源流及演變,而非鑽研某家某派的哲理。李學銘教授向我們講述如何由先秦諸子百花齋放發展至漢武尊儒,立五經博士後經學與權力掛勾並引起今古文之爭,陰陽五行與經學融合再演化成術數大盛,鄭玄等人如何嘗試調和兩派之對立,南北朝佛教傳入對講經及注疏的影響等等等等,實在沒有想過經學發展史的內容也如此豐富。

一兩年的課程固然只可算是這門大學問的門口,但筆者感到除了增加了對於經學發展的認識外,更覺得古代學者的種種經歷是我們的一面鏡。權力及官位既能讓一個學派壯大,但亦會令後人變得固步自封,疏於吸收他人的長處。在野雖然對一個學派的發展帶來無數困難,但同時卻能激起鬥志,積極拓展、充實其論述。 漢代既由易經及陰陽發展出五行術數,推進了中國古代科學,但同時經學家亦流行災異感應,種種穿鑿附會之說背後與官場勢力爭鬥不無關係。另外,不少發展都讓筆者再反思我們認識的中國所謂何物。很多現今我們覺得是中國文人常用的書寫體例,或講經的方式,原來都是源自印度佛家。

今年繼續旁聽宋元明經學發展(有興趣的朋友仍可報名!),順便整理一下去年的筆記及功課。去年年底趁着當時工作不太繁忙,筆者亦嘗試寫一份中期作業,給教授評改。理科出身的我不太了解文科功課的要求,內容水準肯定與正式修讀碩士博士的同學們有一段距離。但此文也確實闡述了筆者對於經學今古文的一些看法,想借這個機會與各位分享一下。

略談六經起源及經學開創
——對比皮錫瑞《經學歷史》及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之異同

前言

錢賓四先生曾著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於《序言》指出今古文之爭議及門戶之見,實乃起源於儒,並希望讀者能「破棄學術上一切門戶之成見」,以「發見古人學術之真相」(1.1)。本文將以先生之經學歷史觀為基礎,比對近代兩位今文派及古文派學者之見解,分析兩者之異同,並嘗試探究其差異之根源。

先生的闡述,儒家經學之被採用為官方指定學說,成為取士之標準,始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棄百家而專於儒家經典,確立儒學作為官方學說之地位,發展出「經學」(1.2)。後人以孔安國獻《古文尚書》為分野,孔子宅壁中發現之經書稱為古文經,之前各家所傳之《六經》稱為今文經(1.3)儒將兩之儒者分類,根據各人家法所研習的經書版本,分為今文派及古文派,並在代本身亦形成今古文兩派,不論在經文解讀、經書真偽及源流出處方面,都抱有不同見解(1.4)。此文嘗試以今文派皮錫瑞之《經學歷史》(1.5)及古文派劉師培之《經學教科書》(1.6)為參考,對比近代兩派學者對於經書起源及經學開創兩個課題理解之異同,並附上筆者之見解。

《六經》起源説之異同

對於今古文兩派看待六經與孔子之根本差異,周予同曾作一簡潔説明:「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説,……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2.1)。此説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概括兩派對於六經起源的觀點。所謂「致治之説」者,可對應皮錫瑞認為孔子作經以闡明其治世思想(2.2);而「整理古代史料」者,則可對應劉師培認為自上古三代已有《六經》,並且一代代演變,西周之經不同於上古之經,室之經又不同於孔子已修之經,而孔子及其門人則根據室之經而編訂儒家之《六經》(2.3)

然而,如果仔細對比兩者的解說,則會發現雙方的論述有相近之處,兩者之實際差異比上述概述要少。皮錫瑞雖然説「經為孔子作」(2.4),但其所謂「作」之意思實為「删定」,而非創作(2.5)。事實上,氏亦認同《六經》相關的學說早於孔子,只是當時未加以整理,未有展述其義,故未可稱之為經(2.6)。由此可見,皮錫瑞認為《六經》之所以為經,其與原始文本材料之别,在於孔子加入其見解,藉經以闡述其思想。故皮錫瑞孔子刪定《六經》之說,與劉師培認為孔子根據室之經而編訂《六經》,其實非常類近,只是前者稱為「刪定」,後者稱為「編訂」。當中關鍵差異,在於劉師培孔子進行編訂之前的原始文本已稱之為《六經》。

「經」定義之比較

如要進一步探究此差異,則可比對二人對「經」之定義。劉師培於《經學教科書》中特設《第二課 經字之定義》以闡明其理論其礎,認為「經」的意思是指上古之書由於要方便口耳相傳因而多用押韻寫作,文言整齊而有規律,故假借絲之義而稱之為「經」,以區別一般之俗詞(3.1)。亦因為定義如此,故氏雖言上古之經「淆亂無序」,但仍稱之為《六經》(3.2);又認為上古之歌謠已可以算是《詩經》之始(3.3),認為上古史官之書已是《書經》、《春秋》之始(3.4)。而皮錫瑞雖然未有特意說明其「經」之定義,但由其《經學教科書》中《經學開闢時代》一章對《六經》成經之解釋,可見他認為單純記述事實或理論之書尚未能稱為「經」,而要經孔子刪定後帶有其學術思想才能算是「經」。例如孔子前之《易》「有畫而無辭」,《魯史》「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古《詩》、《書》「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依皮之定義此皆不算為「經」,而其分界線在於經孔子修定之《六經》有「辭」、有「義」。

對比皮錫瑞劉師培二人對《六經》起源之論述,筆者認為二人對於其起源過程之描述本身其實相近,但二人對《六經》之起源有截然不同的結論,其根源在於二人對「經」之定義基礎存在差異。

由《六經》生出「經學」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及皮錫瑞《經學歷史》,兩者均無明確指出儒家《六經》何時演變成為「經學」。愚見認為,廣義而言,「經學」之「學」意為「學問」,而某一課題或典籍要成為一門學問,則應當要有一定數量之學者投身研究其中。若然以劉師培對「經」之定義出發,上古之書已稱為《六經》,由上古至春秋每一代皆有所增刪(4.1),而孔子之版本最終流傳後世,兩以後之儒只見門之《六經》(4.2)。則「經」自上古而始,而歷代皆有人研究「經」(有研究始有增刪),故「經學」可以理解是始自上古。若然以皮錫瑞對「經」之定義出發,《六經》始自孔子刪定,及後門弟子在傳授儒學之時則開始著有解說(4.3)。則「經」始於孔子,而最早對《六經》之研究則始於門弟子(如子夏),故「經學」可以理解為始自春秋戰國之時。而氏在《經學歷史》篇章內容之編排,將孔子定《六經》一章稱之為《經學開闢時代》,亦可見氏認為孔子刪定《六經》之時即經學之始。

而狹義言之,「經學」於歷史上正式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則始自兩漢。皮錫瑞劉師培均認為西漢以今文派為主,東漢以古文派為主。如皮錫瑞言「經學至漢武始昌明,而漢武時之經學為最純正」(4.4),又引《史記》言公孫弘以儒者位至丞相,開明經取士之始,功名利祿之事對經學影響甚巨(4.5)。對於古文經書,氏則予以否定,言「王莽劉歆所為,尤不足論。」(4.6),並認為前漢今文重「大義微言」而後漢古文重「章句訓詁」,唯今文學能兼備義理訓詁,故推崇今文學(4.7)

劉師培則由另一角度入手,認為代焚書令古《六經》盡毀(《易》除外),至時儒者只見孔子之《六經》(4.8)。而經學之所以能在兩大盛,氏認為與當時儒者能順勢而變有關。西漢流行災異,儒者就滲入災異之說;東漢流行讖緯,儒者就滲入讖緯之學(4.9)氏書中雖對《六經》之流傳均有詳細敍述,當中亦有說明傳經儒者為今文派還是古文派,但是對於今古文學之別就未有評論(4.10)

對比二者,氏着重官府政策對經學興盛之影響,而氏則着重環境因素及儒者如何切合時代需要。兩個觀點的出發點不同,但其實兩者之論述並非互相對立,可以將兩者互補,結合理解為同時發生及同時影響經學之幾個因素,更立體地勾勒出兩經學發展的全貌。

「今學」與「古學」

錢賓四先生則對於今古文之分野則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於《兩漢博士家法考》一文,先分析《史記》中所謂「古文」之意義,認為司馬遷言「古文」乃專指《六藝》,以別於後起之百家言。當時孔子壁中之古書尚未被發現,故司馬遷言「古文」並非要分辨後世之今古文,亦非後來者以為《史記》中「古文」指一切以前之舊籍(4.11)。就算到了後漢班固《漢書》之謂「古文以為」,其意亦指《六藝》,而非言後世之所謂古文派(4.12)

對於劉歆爭立古文諸經及今古文二派之爭,賓四先生則認為所謂「古文諸經」乃後人增添之詞,當時並無此說。以賓四先生之考證,劉歆孔子宅所得諸經為「古文」,其文意與司馬遷使用「古文」二字相同,意指《六藝》。而劉歆之爭立古文,其情況與其他諸家爭立為博士相同,皆涉及升官利祿前途及平衡各家利益之考量。每一家在野學說都希望爭取立博士,以得到官方認可及賜予官位,並吸引更多後學跟隨。已成為官學的學說則自然排斥在野學說,以免利益被分薄。當時劉歆僅為眾多學說之中的其中一家,每一家學說之間都存在競爭,並非如後世以為「十四博士組成今文派而視劉歆為古文派」之兩派對立情況(4.13)

而在實際學術分野方面,賓四先生言雖然當時實無今文派及古文派,但是於後漢時期則確有今學與古學之別。後漢流行章句、訓詁、圖讖,合稱為「章句內學」,而順應當時潮流之儒者即為「今學」,不治章句內學者即為「古學」。今學重章句,重章句即必重家法;而古學者則尚兼通,乃西漢初經師之遺風(4.14)。以賓四先生之理論,人之所謂「今文與古文」及「今學與古學」,皆與後世所理解有別,而與儒所言之「今古文之爭」則差異更大。

結語

賓四先生言今古文實非如儒所述,並非自以來就分為兩派,而是時尚處於一種各家互相競爭之時代。此考證並非要擊倒儒學說,而是希望後來者能去除門戶之見,以更宏觀的角度研習經學,以吸收及整合各家之學說(5.1)。筆者願能追隨賓四先生的期許,嘗試展示皮錫瑞劉師培在六經起源及經學開創兩問題之結論雖然有異,但兩者之論述實有相合之處。若然能釐清兩者理論差異之根源,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將兩者整合,呈現一個更全面的經學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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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前言
    1. 參考版本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錢穆著,2007年1月第1版。此文見書中開首之《自序》。
    2.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文中第一至七節論述博士一職由漢初之通百家漸變為武帝時之專於五經。皮錫瑞亦持相似見解,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此漢世明經取士之盛典,亦後世明經取士之權輿。」(頁七三)。
    3.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第一三至一五節論述今文與古文、今學與古學之分界及差異,並引述人之記載。皮錫瑞《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以及周予同之相關注釋亦有講述,第六九至七一頁。參考版本見註1.5。
    4. 有關儒見解與漢書記載之差異比對,散見於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全文各章節。而清儒今古文之分疆,則略述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自序》。有關儒認為今古文派於經文出處、經書真偽及文意解讀之異,詳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一節,頁八七至八八。
    5. 參考版本為中華書局出版,《經學歷史》,皮錫瑞著,周予同注,1959年12月第1版。
    6. 參考版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經學教科書》,劉師培著,陳居淵注,2006年7月第1版。
  2. 《六經》起源説之異同
    1. 周予同於《經學歷史》所著之序言。書目見註1.3。
    2.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開闢時代》,「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頁二七)。
    3.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三課 古代之《六經》》,「六經起源甚古……上古之《六經》淆亂無序,未能薈萃成編,此古代之《六經》所由,殊於周代之《六經》也。」(頁11)。及《第四課 西周之六經》,「《六經》皆周公舊典,足證孔子以前久有《六經》矣。……蓋周室未修之《六經》,固與孔子已修之《六經》不同也。」(頁15)。及《第五課 孔子定《六經》》,「周室未修之《六經》,易為孔門編訂之《六經》。」(頁19)。
    4. 同註2.3。
    5.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開闢時代》,「經學開闢時,斷自孔子删定《六經》為始」(頁一九),「孔子……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經》」(頁二六)。
    6.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開闢時代》,「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説」(頁三十)。氏亦按經而述之,如「《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頁一九),「《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頁一九),「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頁一九)。
  3. 「經」定義之比較
    1.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二課 經字之定義》,「經書之文奇偶相生,聲韻相協,以便記誦。而藻繪成章,有參伍錯綜之觀。古人見經文多文言也,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建之用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頁8)。
    2. 同註2.3。
    3.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三課 古代之《六經》》,「謠諺之興,始於太古。……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為《詩經》之始。」(頁11)。
    4.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三課 古代之《六經》》,「上古之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為《尚書》,動為《春秋》,……故唐、虞、夏、殷咸有《尚書》,而古代史書復有三坟、五典,是為《書經》、《春秋》之始。」(頁11)。
  4. 由《六經》生出「經學」
    1. 見註2.3。
    2.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五課 孔子定《六經》》,「東周之時,治《六經》者,非孔子一家。」(頁19)。及見《經學教科書》之《第六課 孔子弟子之傳經(上)》,「兩漢諸儒殆皆守子夏、荀卿之學派者與。」(頁22)。及見《經學教科書》之《第八課 尊崇《六經》之原因》,「致後世之儒,只見孔子編訂之《六經》;而周室之《六經》之舊本,咸失其傳。」(頁28)。
    3.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流傳時代》,「洪邁《容齋隨筆》云:「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又言「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易》之《系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而《史記》稱《系辭》為傳,以《系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喪服傳》,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
    4.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頁七〇。
    5.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頁七三引《史記》文以說明公孫弘為相對世明經取士之影響,又藉評論方苞之言論「由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以說明功名利祿對經學大盛之推動力。
    6.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劉歆所為,尤不足論。光武興,皆罷之。此數經,終漢世不立。」(頁八二)。
    7. 見《經學歷史》之《經學昌明時代》,「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頁八九至九〇)。
    8.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七課  孔之弟子之傳經(下)》,「惟代之時,禁民間私習《六經》,故焚書坑儒舍《易》而外,惟《易經》未毀。」(頁26)。
    9.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八課  尊崇《六經》之原因》,「且後世尊崇《六經》,亦自有故。蓋後儒治經學,咸隨世俗之好尚為轉移。西漢侈言災異,則說經者亦著災異之書,東漢崇尚纖緯,則說經者亦雜緯書之說。」(頁26)。
    10. 見《經學教科書》之《第九課》至《第十五課》。
    11. 詳細考證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第九節(頁203至204)。
    12. 詳細考證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第十七節(頁249至258)。
    13. 詳細考證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第十三節(頁231至235)。
    14. 詳細考證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之《兩漢博士家法考》,第十四節(頁235至240)。
  5. 結語
    1. 見註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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